在重庆市大渡口区重钢档案馆，珍藏着一册1947年由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印制的理论专著《工言》，书中谈“感应”，论“合作”，话“谕言”，说“机事”，最后又从一个普通的数字“3”生发出许多人生至理。其视野之宽、洞见之深，令人称奇。因为担心书名被人误解，作者特意在自序中强调，这不是一本教人“工于言”的技巧书，而是一位“工者”关于工程与社会关系的感悟和心声。

《工言》是一本奇书，其作者的身份也不寻常。他就是解放前重钢的老厂长、时任钢迁会主任委员的社会知名学者张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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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俊彦

张可治，又名志拯，民盟盟员。1899年出生于安徽芜湖一个“聚族而居”的殷实之家。

青少年时代，张可治胸怀救国救民的理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学堂。张可治虽然偏重于读“实科”，但对科学普及和社会活动同样也充满了兴趣。在当年的《清华学报》上，经常可以看到他所撰写的《七十年来科学发达史》、《美国实业发达记》《灯光之改良及进步》等文章。他还和洪深、周金台等同学一起演出了话剧《罗宾汉》，很多年后仍为清华学子们所津津乐道。

1916年，年仅17岁的张可治从清华学堂机械系毕业，随即出国深造，先后在美国卡尼奇理工大学冶金系、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机械系读书，获冶金学学士、机械硕士学位，奠定深厚的专业基础。

1925年，张可治学成归国，先后出任浙江省赴欧洲考察专员、浙江工学院和中央大学副教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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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改革

1946年5月1日，张可治接掌钢迁会主任一职。

时年，国民党挑起内战，“三二三”惨案后，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强化了对职工的控制，厂内充斥着国民党、三青团、稽查组、防谍组、警卫队和形形色色的帮会组织，给张可治的工作带来很多额外的压力。其中，尤以警、稽势力为甚。

钢迁会的警卫队共4个中队，表面上受厂长节制，实际上完全不把书生做派的张可治放在眼里。警卫统领袁时中养兵自重，经常借故平定“匪患”对厂内职工甚至张可治本人进行恐吓和骚扰。稽查组是特务组织，常常打着稽查旗号在工人中培养黑暗势力，或非法加害工人。张可治无力改变这一状况，只好通过约法三章，对其权力进行限制。他要求警卫队人数不能超过500人，警卫队士兵无事不得进入厂区，稽查组不得过问和干涉厂里的日常事务。他自嘲地将此称为“头发丝牵老虎——以理服人”。

尽管受到上级官僚和厂内党棍、稽查和厂警等黑恶势力的掣肘，张可治还是对钢迁会进行了大力整顿。他惩治贪腐，精简干部，引进人才，尽其心力，努力改善职工的工作、生活条件。

抗战期间，钢迁会共有6处8所1室和9个附属机构。经过张可治的整顿，只剩下3处6所1室和4个附属机构。为了全面整顿綦江铁矿矿务，他费尽唇舌，托请已在南京谋职的地质专家孙传明前来助阵。在他任内，除组织试制重型钢轨外，还对1942年就开始修筑、时作时辍的綦江铁路进行了续修。这条铁路所需的钢筋、钢轨、道钉全部由钢迁会提供，枕木就地取材。在张可治的督促下，这条铁路于1947年11月1日正式通车，解决了钢迁会生产急需煤铁的运输难题。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张可治理论联系实际，完成了《工言》一书的写作。谈到《工言》的撰写，他说自己“兴之所至，乃著《工言》一卷，都十万言，以发抒个人对于宇宙、人生之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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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辞职

在旧政权行将就木的大形势下，张可治的种种努力显得是那么的吃力和徒劳。再加上他不喜应酬，不擅交际，与当局的关系貌合神离，去意渐生。

1949年初，钢迁会的经济情况变得异常恶劣，加以法币贬值，职工的温饱都成了问题。此时，新任稽查组组长走马上任，来到张可治的家中，趾高气扬地宣称要整顿厂内风气，并且要支配员工生活，干涉福利和行政。张可治忍无可忍，将其臭骂一通，两人不欢而散。

春节过后，心力交瘁的张可治主动向兵工署递交辞呈。他赋闲家中，种菜、看书，过了一段难得的平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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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然离世

解放后，张可治重回教育岗位，在重庆大学任教。课堂上，他的渊博知识和精深思想给许多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由机械学院留校任教的乐山小伙黄尚廉，受张可治“天地万物皆振动也”的思想鼓舞，开始了金属切削机床振动动态特性的研究，成为享誉学界的专家院士。

后来，张可治因主张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身心备受折磨。所教授的金属切削工艺学也被讽贬为“车圆棒棒之术”。1968年7月16日，张可治在校凄然辞世。

除著有《工言》外，张可治还与陈大燮教授共同发明了“套圈式旋篦蒸汽锅炉”，他发明的“超无穷式压力机”曾获国民政府经济部专利。

他的一生，正如个人所述“以工业建国为中心思想，虽有时环境困难，力不从心，但信道益坚，初志未泯，堪以自慰也”。

文 | 温勇耀 图片来源于网络

编辑 | 杨永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