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梧桐 河南文艺出版社

胡惟庸的所作所为，直接损害到皇权的利益，这是任何一个封建君主都不能容忍的。

——陈梧桐

随着淮西勋贵权势的不断膨胀，朱元璋与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特别是胡惟庸晋升相位、专恣擅权之后，相权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便使双方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胡惟庸是淮西勋贵集团的重要人物。他是定远人，“为人雄爽有大略，而阴刻险鸷，众多畏之”。早年曾做过元朝的小官，龙凤元年（1355）在和州投奔朱元璋，任元帅府奏差，寻转宣使。三年除宁国主簿，寻升知县，七年迁吉安府通判，十二年擢湖广按察佥事，整整做了10年的地方官。

吴元年（1367），经大同乡李善长的推荐，升为太常司少卿，寻转为太常司卿，成为一名中央大员。据后来李善长家奴卢仲谦等人的揭发，为了报答李善长的推荐，“惟庸以黄金三百两谢之”，而“依《昭示奸党录》所载招辞，有云龙凤年间，举荐惟庸为太常司丞，以银一千两、金三百两为谢者。此太师（指李善长）火者不花之招也”。

洪武三年（1370），他升任中书省参知政事，跨入权力中枢的门槛。四年正月，左丞相李善长休致，右丞相徐达长期在外征战，不与省事，朱元璋命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接替他为右丞。

十二月，徐达从北平还京，不再兼任右丞相之职。六年正月，汪广洋因整天喝酒，“浮沉守位”“无所建明”，以“怠职”左迁为广东行省参知政事，朱元璋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丞相人选，胡惟庸便以左丞的身份独专省事。

他使尽浑身解数，极力逢迎巴结朱元璋，“晨昏举止便辟（逢迎谄媚），即上所问，能强记专对，少所遗，上遂大幸爱之”，于当年七月被擢任右丞相，十年九月又升为左丞相。在胡惟庸升为左丞相的同时，汪广洋虽然也被召回京，恢复右丞相的官职，但位居胡惟庸之下，惟浮沉守位而已。

随着权势的扩张，胡惟庸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胡惟庸的乡土观念极重，他本来是利用乡土关系给李善长行贿而由外放调任京官的，独专省事乃至任相后，更利用乡土关系巴结拉拢淮西将臣。

他不仅将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同李善长结成亲戚。还力图与另一同乡徐达结好，徐达鄙视他的为人，未予理睬。有些淮西武将违法乱纪，受到朱元璋的惩处，胡惟庸便乘机拉拢，结为死党，如濠州人吉安侯陆仲亨、五河人平凉侯费聚。

对非淮西籍的臣僚，胡惟庸也设法加以拉拢。高邮人汪广洋与胡惟庸在中书省同事多年，后又同居相位，即受到胡惟庸的拉拢而成为他的同党。钱谦益的《太祖实录辨证》即指出，“据《昭示奸党录》诸招，广洋实与惟庸合谋为逆”，但由于《昭示奸党录》今已不存，其结党细节今已无法弄清。

胡惟庸性“而贪”，大搞贪污受贿。吴元年之前，他在地方任职，先是做了七年的正七品知县，再做两年的正六品通判，而后做了一年的正五品按察佥事。

当时由于战事频繁，经济凋敝，财政十分困难，国家根本发不出官俸。在攻占应天后，文官拨付职田，召佃耕种，收取田租作为俸禄。估计胡惟庸从职田上收取的租米除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外，仅有不多的盈余。他能一下子拿出“银一千两、金三百两”或“黄金三百两”这样一笔巨款向李善长行贿，表明他为官并不清廉。

独专中书省事后，各地想升官发财的官吏和失职的功臣武夫，纷纷投靠胡惟庸，争相给他送去金帛、名马及各种珍宝玩物，多至“不可胜数”。

胡惟庸独相数年，利用乡土关系拉拢淮西勋旧，和他的门下故旧结成一个小帮派，仗恃李善长的支持，骄横跋扈，专恣擅权，“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甚至“僭用黄罗帐幔，饰以金龙凤文”。

在明代，龙凤纹饰属皇帝专用，玄、黄、紫三色也为皇家专用，官吏军民的衣服帐幔均不得使用。“凡帐幔，洪武元年，令（臣民）并不许用赭黄龙凤文”。胡惟庸的这一举措，表明其政治野心已膨胀到了极点。

胡惟庸的所作所为，直接损害到皇权的利益，这是任何一个封建君主都不能容忍的。他的末日，很快也就到来了。

朱元璋原先也有浓厚的乡土、宗族观念，但在洪武八年中都营建工匠的“厌镇”事件发生后，他即决定抛弃乡土观念，从倚重乡党逐渐转向任用五湖四海之能士。与此同时，随着自己逐渐坐稳龙椅，朱元璋开始谋划改革国家机构，以扩张皇权，强化专制集权，“躬览庶政”。

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下令撤销行中书省，改置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将地方的行政、军事和司法监察大权集中到中央，中书省的权限扩大，相权和皇权的矛盾更加突出。

接着，朱元璋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和削弱中书省的权力。当年闰九月，他一面确定中书省的左、右丞相为正一品官，另一面又取消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惟李伯昇、王溥等以平章政事奉朝请者（只参加朝会而不署事，因为李是投降的张士诚部将，王是投降的陈友谅部将，奉朝请是给他们的一种荣誉性待遇）仍其旧”。

这样，中书省就只剩下左丞胡惟庸和右丞丁玉，而丁玉已于当年正月率兵至延安备边，到七月才返回京师，中书省实际上只留胡惟庸在唱独角戏。

第二年五月，朱元璋令李善长与朱元璋的亲外甥李文忠共议军国重事，“凡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悉总之，议事允当，然后奏请行之”。六月，又“命政事启皇太子裁决奏闻”。九月，擢升胡惟庸为左丞相，命汪广洋为右丞相，又将丁玉调任御史大夫，将中书省的佐理官员全部调空。十一月三日，更下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彻底切断中书省与中央六部和地方诸司的联系，使中书省变成一个空架子。

如果中书省被撤销，丞相的官职也将被废除，胡惟庸苦心经营的一切都将尽付东流。于是，他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密谋造反。胡惟庸不仅令陆仲亨、费聚“在外收辑军马以俟”，叫毛骧“取卫士刘遇宝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还与陈宁在中书省偷阅“天下军马籍”。

明初的军队册籍是归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正月析为五军都督府）掌握，其他衙门包括中书省都不能过问。胡惟庸却不顾禁令，将大都督府掌管的军队册籍弄到中书省，与陈宁一起查阅，为调动军队做准备。

不仅如此，胡惟庸还想劝说李善长同他一道谋反。朱元璋虽然不满意李善长的丞相工作，洪武四年令其退休，但并未完全失去对他的信任。翌年，李善长病愈，仍命他督建中都宫殿。七年复命督迁江南14万人至凤阳屯田，并推恩提拔其弟李存义为太仆寺丞，李存义的两个儿子李伸和李佑为群牧所官。九年七月，还将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长子李祺。临安公主下嫁仅一个月，有人告发“善长狎宠自恣，陛下病不视朝几及旬，不问候。驸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引罪，大不敬”。但朱元璋只削减李善长岁禄1800石，寻又命与李文忠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重事，督建圜丘。

由于李善长在明初政坛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胡惟庸久“谋善长为己用”，于洪武十年九月将反谋报告其婿父李存义，让他阴说李善长参与，“善长中坐默然而不答”。过了十天，胡惟庸命其故旧杨文裕再去劝说李善长，“许以淮西地封王”，李善长说“这事九族皆灭”，没有答应。到十一月，胡惟庸又亲自劝说李善长，李善长“犹趑趄未许”。十二年八月，经李存义再三劝说，李善长乃云：“我老了，你每等我死时自去做。”

不久，胡惟庸的儿子在市街上策马狂奔，撞到一辆大车，身受重伤，不治而亡。胡惟庸一怒之下，叫人杀了马车夫。朱元璋大怒，要他偿命。胡惟庸看到大祸临头，即刻派人“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准备起事谋反。

胡惟庸的密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不料，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使臣阳须文旦入明朝贺，中书省未及时引见，被值门内使告发，胡惟庸与汪广洋等叩头谢罪，而微委其咎于礼部，礼部臣又委过于中书省。

朱元璋益怒，下令逮捕中书省和礼部大臣，“穷诘主者”。胡惟庸、汪广洋等皆下狱，严加追查。十二月，御史中丞涂节和已谪为中书省吏的原御史中丞商暠都告发胡惟庸的反谋。涂节揭发胡惟庸毒死刘基之事，并说“广洋宜知其状”。朱元璋审问汪广洋，汪广洋回答说没有此事，被贬海南。舟次太平，朱元璋又派人追究其往昔担任江西行省参政时曲庇朱文正，后又未曾献一谋划进一贤才，未能揭发杨宪的罪责，给他加上“怠政坐视兴废”的罪名，“特赐敕以刑之”，“以归冥冥”。

汪广洋被杀后，他的小妾跟着自杀，朱元璋查明此妾是籍没入官的陈姓知县的女儿，大怒曰：“凡没官妇人女子，止配功臣为奴，不曾与文官。”因勒法司取勘，遂“出胡惟庸并六部官擅自分给，皆处以重罪”。

翌年即洪武十三年正月初六，朱元璋下令处死胡惟庸、陈宁，两人家财全部没收入官，“妻子分配军士，子弟悉斩之”。廷臣认为“涂节本为惟庸谋主，见事不成，始上告发，不诛无以戒人臣之奸宄者”，于是“乃并诛节，余党皆连坐”。大都督府左都督丁玉即“坐党论死”。

翌日，朱元璋召集文武百官，宣布胡惟庸的罪状是：“窃取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譬堤防之将决，烈火之将燃，有滔天燎原之势。”接着，朱元璋下令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由自己直接掌管国家大事。

从此，“勋臣不预政事”，淮西勋贵除继续领兵作战之外，一般就不再担任行政职务。

注：本文节选自《朱元璋十讲》，陈梧桐 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本文题目为小编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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