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终生未带兵打仗，建国后他却被授予上将军衔。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他在情报战线的功绩，抵得上消灭敌人的千军万马。

毛主席曾对李克农这样评价道：“没有李克农，我党的历史可能都要改写。”

毛主席对于李克农的评价，是对他在情报能力方面的最高肯定。情报在敌我斗争中，往往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不过，说到中国谍战工作，往往也绕不开另一个人，那就是戴笠。周总理曾这样评价戴笠：“戴笠早死，中国革命成功可以提前十年。”

戴笠与李克农在抗日上有过合作，但更多的却是处于对立状态。不过巧合的是，两人之间的命运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李克农注定要克戴雨农。

1946年3月戴笠乘飞机摔死，在翠明庄军调组的李克农闻讯大喜。本来李克农定下纪律，军调组我方人员不得用翠明庄的饭菜，吃饭都自己动手解决，以防特务作妖。

可为了庆祝戴笠摔死，李克农破例招来翠明庄餐厅的服务员，让其送来酒菜，还专门嘱咐说：“告诉你们大厨，为戴笠的死做些好菜。”

戴笠的死让李克农很兴奋，他和戴笠交手多年，深知戴笠的危害。

表面上看，戴笠和我方全面对抗的时间并不长，只是他建立的强大情报组织，却对我方形成了巨大威胁。

军统成立于1938年，到1946年戴笠摔死，存在时间也就八年。

这期间基本都是抗战国共合作时期，李克农和戴笠的情报系统，没多少明面上的大规模交手，反倒在抗日上有一些合作。

公开对我方造成严重危害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一个是戴笠之前陈立夫、陈果夫的国民党中组部调查机构，另一个是戴笠之后的毛人凤的保密局，和延续到1947年的中统。

不过，军统成立之初，就具有反共和抗日两大职能。抗战期间，军统设立了西北区，对外称“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专事对陕甘宁边区的情报收集和渗透。

戴笠反共的一个大招，是任用我方的变节人员。他视为导师的军统特务余乐醒，曾在莫斯科接受过“克格勃”前身“格别乌”的专业特工训练。

余乐醒参加了南昌起义，见起义遭受挫折，他丧失信心，卷走组织的黄金脱离了革命。1932年，戴笠掌管“复兴社”特务处时后，就把他招至麾下。

戴笠手下有不少类似余乐醒的特务，戴笠还设立专门机构，把一些我方变节人员集中使用，进行针对我方的谍报和反谍活动。

抗战国共二次合作时期，军统一心想要对延安进行渗透，无奈陕甘宁边区反谍部门能力极强，严格的审查让戴笠难以下手。

可即便是这样，军统仍然渗透进了我党军委等核心部门。

而这个渗透的方式，则是叛逃到国民党的张国焘，给戴笠出的个主意。

张国焘告诉戴笠，延安很重视知识青年，如果培训背景单纯的学生，特别家乡就在陕甘宁边区的学生，到陕甘宁边区做特工，受到的审查会宽松不少。

听了张国焘的主意，戴笠感觉醍醐灌顶，很快就开设了军统“汉中训练班”，专门招收学生，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籍的学生进行特工培训。

“汉中训练班”从1939年9月开办，到1941年3月停办，共招收九期学员，前八期培养出六百三十一名特务，九期学员转至重庆白公馆接受升级训练。

数量惊人的特务，大多都被派往陕甘宁边区，要不是因偶发情况让李克农知晓戴笠的阴谋，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戴笠可以掌握特工手段，却掌握不了人心背向。“汉中训练班”的学员吴南山，原是陕甘宁边区庆阳的一名小学老师，因有拥护八路军的言论，失去了工作。

为生计他经人介绍，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了“汉中训练班”。

受训没多久，吴南山了解到毕业后不是做抗日工作，而是对陕甘宁边区进行渗透，就产生了脱离的念头。

军统有“生进死出”的家规，吴南山要是暴露出自己的想法，无疑会被军统严惩。

他很聪明，表面上认真训练，以良好的成绩获得了上峰的赏识。然后装出很想立功的样子，告诉上峰他以求学为名离开家乡，回去晚了履历说不清，不便于潜伏。

上峰觉得他说得有理，破例让提前毕业回到庆阳。

吴南山回去时，庆阳已经归属陕甘宁边区政府，当地政府安排他当了中学老师，这又增强了他对我党的好感。

于是吴南山起义了，向当地相关机构汇报了“汉中训练班”的情况。李克农领导的反谍部门，决定让吴南山当双面间谍，提供给他一些情报获取军统信任，然后通过他吊出更多的“汉中训练班”潜伏人员。

然而军统却没有人来和吴南山联系，要不是有天吴南山在街上偶遇一个人，军统在延安令人震惊的潜伏网还不会暴露。

吴南山遇到的人叫祁三益，在“汉中训练班”做过教员。吴南山知道他认识很多“汉中训练班”的学员，到陕甘宁边区来的任务肯定不简单，就以帮他办手续为名把他带到延安，并把他的情况报告给陕甘宁边区保卫处。

边区保卫处逮捕了祁三益，经过审讯，得知祁三益此行是来集中一些“汉中训练班”渗透人员，进行团队谍报活动。祁三益还招供出边区保卫部的一个军统特务。

李克农听了汇报后，下令策反已暴露的特务，以便查获更多的特务，并向敌方传递假情报。

策反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潜伏特务一个个被挖出来。有个只知道代号的特务，边区反谍部门根据“汉中训练班”人员，多为陕甘宁边区当地学生的特点，对抗大学员进行了排查。

结果找出的嫌疑目标已经潜伏进军委二局。被策反的特务指认，此人正是“汉中训练班”的学员。

除了军委、保卫处，陕西省委和联防司令部等要害部门，也有特务渗透进去。

到1942年大收网时，共抓捕军统特务三十二名，其中三十名被策反，改邪归正做坑军统的特工。

到1943年，戴笠才知道大批潜伏到陕甘宁边区的特务已被策反，赶紧关闭了设在西安的特别侦查站。

这次李克农和戴笠的较量，李克农最终获胜。不过戴笠的对我方的重大危害，也在这次较量中显示出来。

和李克农相比，戴笠只能算情报界的小字辈。

李克农卧底国民党中组部特务机关时，戴笠还只是情报工作的“见习生”。1931年，李克农在情报上为我党立下殊勋时，戴笠在国民党情报界才刚刚入门。

李克农正式开始情报工作是在1928年，那时戴笠刚开始帮蒋介石做一些内部思想动态调查。

两人都是主动选择了情报工作，只不过两人动机不同，李克农是因为斗争的需要志愿投身险境，而戴笠则是为了找一条进身之道。

李克农中学就读于家乡芜湖的圣雅教会中学，那里是同盟会在安徽的聚集地。在这所学校，李克农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熏陶。

中学毕业，李克农到北京《通俗周刊》做发行工作，1917年张勋复辟后，18岁的李克农回家乡娶赵瑛为妻，从此两人不离不弃相伴一生。

1919年，李克农投身到“五四运动”，他在当时安徽省府安庆《国民日报》副刊任编辑，因发表反对军阀政府政策的文章，被捕入狱七天，这是李克农唯一一次坐牢。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李克农当上了军阀政府六安县的科长，可是他追求真理之路没有就此停止。

1925年，李克农等人创办民生中学，传播进步思想。“五卅运动”爆发后，他加入了安徽“外交后援会”，组织安徽的社会力量支援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在此期间，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26年加入共产党。

李克农入党的时候，北伐的浪潮已经席卷南方很多省份，但安徽还在北洋军阀手中，李克农不能像北伐军地盘上的共产党员那样，公开从事工农运动，只能在隐蔽战线做斗争。

这个时期，为从事地下工作的需要，李克农还奉组织之命，加入过芜湖的青帮，丰富的社会经历，为他以后从事情报工作打下了基础。

北伐军1927年2月攻入安徽，不到两个月，蒋介石背叛革命。4月18日，安徽的国民党右派也开始策划反动事变，李克农提前获知消息，及时报信使芜湖党组织安全疏散。

这是李克农第一次用情报的力量为组织立下大功。

避过风头后，李克农返回芜湖，以民生中学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活动，民生中学也成了安徽临时省委的重要据点。

1928年1月，民生中学暴露遭到芜湖国民党警察的包围，李克农提前得到朋友报信得以脱险。

潜往南京时，李克农又在下关车站被国民党追捕，幸遇中学同学帮助他逃脱。

从南京到上海，李克农和组织恢复了联系，被安排和潘汉年一起做宣传工作。

在这期间安徽老乡胡底引荐他认识了钱壮飞，三人相识不久，就组成了我党情报战线的“龙潭三杰”。

当李克农听说钱壮飞当上国民党党部调查科主任、兼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后，就向我党当时特科负责人周总理建议，由他和胡底，以考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新闻编辑的方式，打入徐恩曾主管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和钱壮飞组成三人“特别小组”，相互策应对敌开展谍报活动。

周总理同意了李克农的建议，事后证明，李克农的这个建议，对挽救当时的我党中央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1年，顾顺章叛变的电报被钱壮飞截获，可是事关党中央生死的情报，必须要以最可靠的方式送出去，如果送出去的情报又被国民党截获，那会对我党造成灭顶之灾。

在上海当国民党特务股长的李克农，是三人“特别党小组”的组长，又靠近党中央，钱壮飞思来想去，决定让自己女婿，找上门去向李克农传递情报。

万幸钱壮飞的女婿顺利把情报传递给了李克农，可李克农得到这个十万火急的情报，却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

他和上线、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约定的见面时间在两天后，如果等那个时候再把情报告诉中央，那一切都将无法挽回。

情急之下，李克农“违反纪律”，私自找到江苏省委的同志，让他们即刻联系上陈赓。

凭着李克农临机应变的果断处置，中央及时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情报，让中央的大多数重要领导人，都在敌人抓捕前安全撤离。

因钱壮飞截获情报，李克农及时将情报送达而获救的新中国领导人有：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陈赓、叶剑英、聂荣臻、邓颖超、李维汉等人。

难怪毛主席说，没有李克农，党在三十年代以后的历史可能要重写。

1931年，李克农为党立下殊勋后，辗转到了中央苏区，1932年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从此进入保卫和反谍、谍报工作的高层。

1941年，李克农实际领导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后，不仅对军统的反制卓有成效，还在国民党内部建立了广泛的情报网。这些情报网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很多时候，李克农领导下建立的情报网，可以让国民党的军事部署，在蒋介石看到的时候，我方高层就已经知晓。

辽沈战役开始时，东北的社会部，利用掌握而不破获的敌方“逆向电台”，向国民党发送假情报，误导国民党军队调动，让我军得以更顺利地攻克锦州，关上了东北的大门。

大战役中，社会部战场策反，也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毛主席曾夸赞说：“解放战争中，情报工作做得最出色”。

有这个评语，李克农从未带兵打过仗，也能配得上上将军衔。

对中央领导的保卫，和反谍工作息息相关，李克农在这个领域，也建立了不朽功勋。在长征途中，他担任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直接负责中央领导的安全。

红军到达陕北初期，李克农出任中央联络局的首任局长，这个局对外称苏维埃政府外交部，负有谍报、政治保卫、统战等多项职能。

建国前后，保卫中央领导的任务尤为紧要。李克农领导的社会部，在此期间多次挫败了敌人针对中央领导的阴谋。

中央五大书记从西北坡迁往北平香山别墅前，李克农组织人手反复对香山别墅进行排查。

在五大书记已在前往香山别墅路上的时候，香山别墅的警卫人员，还按李克农的要求，在做最后一次排查。

就在最后一次排查中，毛主席的别墅被查出定时炸弹。李克农的忠诚和谨慎，避免了一场重大危害的发生。

在傅作义警卫团几个营长，私下煽动兵变准备袭击香山，武力攻击中央领导时，又是李克农安排在警卫团的内线，趁买菜传递出情报，让北平卫戍部队及时缴了傅作义警卫团的械。

李克农还有一大贡献，是在“非常外交”上。

1935年，中央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总理任委员会主任，李克农是主要助手。

在此期间，他策反了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这次策反对“西安事变”的爆发，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西安事变”中，李克农是我方代表团的秘书长，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

之后国共双方的谈判，李克农都是我方的重要成员。抗战期间，他先后担任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和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以及桂林办事处主任。

直到“皖南事变”爆发，毛主席担心他的安全，才把他调回延安，担任社会部和情报部副部长。

全面内战爆发前，李克农又出任军调部我方代表团秘书长兼总支书记，为实现国内和平奔走斡旋。

他卓有成效的“非常外交”经历，让他成为建国初期的外交部副部长，也让毛主席认为，他是主持朝鲜战场与美、韩谈判的最佳人选。

不过，李克农因严重的健康原因曾请辞，但毛主席最后还是决定由他担任这一要职。

朝鲜战争的谈判从1951年就开始，志愿军、人民军在战场上打，李克农主持的中朝代表团在谈判桌上谈。抗美援朝把战果化为胜果，李克农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停战协议签署期间，为防止心有不甘的韩方破坏，李克农巧妙提出，允许记者到现场见证，且双方首席代表签字后，协议即刻生效，之后再送交双方司令官签字。

这个确保协议安全签署的方案，得到了美方的认同，最终协议签署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1955年，李克农因在战场内外都立下了不朽功勋，被授予开国上将的军衔，这是对他功绩的肯定，也是他应得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