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我们又称为外蒙古。近几年，那一首乌兰巴托的夜，让很多人都知道了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而且，蒙古国近一半的人口，都住在这座城市里。如果从清朝开始说起，在清朝的时候，蒙古国是清朝的领土。

后来，清朝灭亡以后，过了一些年，蒙古国成为了一个国家。那么，我们习惯称呼蒙古国为外蒙古，因为，这是对应内蒙古的称呼。那么，外蒙古又怎么称呼我们呢？蒙古国的人称呼我们是“胡扎”。

这个词汇，有一定的贬义，也谈不上褒义，就是在清朝的时候，蒙古人称呼山西商人的一个称呼。主要是称呼山西商人带着的伙计的一种称呼。伙计们，这也是，当时，外蒙古人见到的最多的内地人。当时，外蒙古几乎所有的商业，都是晋商在经营。

在外蒙古当时只有150万人口不到，但是晋商就有25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伙计。当时的，买卖城有两个，一个是今外蒙古阿尔丹布拉克；又，以前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部商业区，亦有买卖城之称。

以畜牧为主的蒙古牧民不仅成为砖茶、丝绸、家具以及其他日用品的稳定需求者，而当地生产的毛皮，牛羊肉则成为中国北方地区上述需求的稳定供给者，因此明清时期的晋商成为连接这些需求者和供给者的重要纽带。

同治末年，获准在中国内地游历的英国摄影记者约翰·汤姆逊亲眼目睹了超过两千峰骆驼组成的贩茶晋商商队。晋商在发展贸易上，还是有着很重要的作用的。

在买卖城，清朝的时候也是清朝驻库伦都护使官衙所在地。有清军驻扎，因此，这里的山西商人最多，光是东营子，就有几千家商人，六七万人。还有，各种关帝庙，鲁班庙，城隍庙和吕祖庙。

但是到了后来，山西商人遭到了严重打压，比如首先就是不能，再卖酒。当时，卖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意。而且，在税收和租金上，也都有加重，对商人种种压抑，捐税繁多，不易得利。最重要的是，废除了所有债务和利息，这也导致，山西商人损失惨重。晋商大盛魁一家就损失100万大洋以上。

同时，对货物抽税达到了6-40%，1尺8寸的绸缎，就要交税5块银元。另外店铺每年还要缴纳10-1500块银元的营业捐，以及流水账要提取抽成，就是马车，牛车也有车马捐，1辆马车1年10.5块银元，如果是房产，则有房产税，一年是房价的3.5%。

马鹤天先生在其日记中曾经提及，汉商（主要是晋商）最盛时代，仅库伦有25万人，“现在不到两万人”。可见到了，20年代以后，晋商已经逐渐从外蒙古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