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从此二战进入新的阶段。笔者前一段时间读完一本书，名为《日本1941:导向深渊的决策》，里面讲述了日美开战前的迷辛，其中一些细节挺有意思，因此撰写本文，以为札记。

一、1941年左右的国际形势

中日之间，日本陷入战争泥潭：

1. 1940年，中国正面战场上，以“长沙保卫战”为代表，日军推进受到极大阻挠。
2. 同年8月，八路军开展百团大战，牵制华北大量日军兵力。日本在对中国的战争中进入僵持。
3. 1940年3月，日本扶持汉奸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

日美之间，关系日趋紧张：

1. 从1938年年中起，美国对日本所有飞机进行“道义禁运”
2. 在1940年1月，美国终止实施三十年之久的《通商航海条约》，对工业材料的出口实行更严格的管控
3. 当时日本93%的石油来自美国。

日德之间，结成同盟：

1. 德国1940年春季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日本国内要求巩固日德关系的呼声再次浮现。
2. 同年7月-10月进攻英国的空战中，德军进展并不顺利，急切想与日本走得更近。
3. 1940年9月27日，日本在柏林签署《三国同盟条约》，与意大利和德国结为军事同盟。

日苏之间，各怀鬼胎：

1. 苏德1939年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西部边境至少短时间不会受到德国袭击
2. 在与德国会商时，日本暗示已与苏联签订了中立协议，以此“忽悠”苏联认为西部德国也不会进攻，否则依据日德同盟，日本没必要签订与苏联的中立协议。
3. 于是在1941年4月，日本和苏联签订中立协议。这使得苏联没有东顾之忧。

日本本土，经济管制，资源窘迫：

1. 1938年日本政府通过《国家总动员法》，该法律赋予国家绝对权力以管控行业、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将日本由半战时经济彻底转换为战时经济，极大地减少了原材料向市场的流动。
2. 由于战争消耗，以及大量劳动力进入军队或与战争有关的工业部门，日本本土进入资源缺陷的窘境。国产大米严重不足，热闹繁华的街头变得毫无生机，甚至连一些娱乐场所如舞厅等遭到封禁。

东南亚，英法自顾不暇，日本觊觎良久：

1. 希特勒在欧洲战场的突飞猛进，让英法一时无法兼顾东南亚殖民地；
2. 为应对美国对日本进口原材料越来越多的限制，近卫内阁在1940年批准了日军在东南亚保持更稳定根基的提案；
3. 同年9月，日军开始占领印度支那北部。

二、日本的内部分歧

• 日本陆军与海军的矛盾

1941年，日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结束在中国的战争——战争已经陷入僵局，国内资源短缺，眼见着很难支撑长久。

对日本军方来说，难点在于如何保住军人的颜面，即在排除战争选项的同时又不损伤军人的荣誉。从感情上来说，军方不情愿向蒋介石或者美国让步。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军方内部陆军和海军总是为了争夺更多荣誉和拨款而相互竞争，两军都不想看起来是较弱的一方，因此谁也不愿意首先示弱。

陆军与海军的矛盾要追溯到日军现代军队的建设，明治维新后，政府不得已以“藩兵”组建最初的政府军，各个“强藩”之间的矛盾随之也代入了日本新军中，形成军阀势力。明治维新后，新军势力主要有两个：长州和萨摩两藩。长州藩在陆军占据主流，而萨摩藩则在海军掌握大权，这形成了陆军和海军的情感世仇。

而后来在日本的强大过程中，两个军种在国家战略、资源分配上屡有分歧，甚至其兵员来源的阶层也有相当大的差别，最终导致两军矛盾重重，以至于出现种种“趣事”。如陆军曾尝试进攻苏联被暴打后，海军听闻放礼炮庆祝，陆军机械螺丝朝左，而海军舰船螺丝朝右等匪夷所思的情况。

• 军方与政府的关系

日本军方与政府之间，一直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两者某种意义上甚至没有法定的从属。这最早要追溯到1882年明治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谕》：

“朕既为汝辈军人之大元帅，故即倚汝辈为股肱，汝等亦当仰朕为元首，效其亲爱。朕之能否保卫国家，上应天心，以报祖宗之殊恩，全视汝辈军人之能否克尽其职……军人当以尽忠尽节为本分……故当毋为世论所惑，不为政治所拘，唯以守己本分之忠节为主。须知义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慎勿丧失节操，而徒受无耻之污名可也。”

仔细一看，天皇要求军队“尽忠尽节，不为政治所拘”，却没有规定政府和武装部队的确切关系。大约8年后实行的《明治宪法》也没有规定军队要响应政府的号召，之后的日本军国主义倾向，很难说与这种历史传统没有关系。

比如发生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石原莞尔及其部下超越职权范围，发动对中国东北的入侵，事先也没有得到政府的授权——日本政府直到1931年9月24日，也就是六天后才勉强批准该行动。随后这种模式被潜规则确定：极其被动的政府同意军事入侵，政府既不鼓励也不纵容这种侵略行为。在“七七事变”中，日军在卢沟桥假借演习时兵士失踪为由，进攻宛平县城，事先也并无政府真正授权。

1937年11月，日本时任首相近卫文麿创立了政府与军方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旨在帮助领导人克服政府与军方之间的分歧，成员通常包括首相、外相(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其中四人属于军方，由此导致军方意见往往占据上风，即使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名义上属于政府内阁。

• 北进与难进的选择

在德国入侵苏联(1941年6月22日“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由于日本和德国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苏联非常紧张日本陆军下一步的行动，为此特别指示传奇间谍佐尔格执行此任务。佐尔格目前正在日本，他利用自己纳粹党员的身份获得日本人信任，他的手下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关系很近。（关于佐尔格的故事，本文不多讲，笔者看过一套《世界四大情报组织》丛书，里面《克格勃：超级潜伏》里有佐尔格的详细介绍，本篇后文还会提到他。）

此时，日本陆军确实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外相松冈洋右(他任内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协约》，并与苏联签订中立协定。)认为日本应该进攻苏联，他片面相信由柏林传回的信息，觉得德国会很快获胜。出兵苏联既能让日本扩张领土，又能向纳粹表达衷心。

但是海军一直坚持南下，因为东南亚有着日本急需的原材料，如石油、橡胶等。而且德军在二战初期横扫欧洲，英法暂时无法对东南亚殖民地提供更多支援，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东南亚某种意义上的军事实力真空。

日本陆军虽然将苏联长期视为主要对手，并且与海军之间有着深刻矛盾，但是他们也有反对北进的理由：日本陆军并没有能在蒙古和西伯利亚作战的重型坦克，日本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在中国和苏联同时行动。

还有一层难以言说的原因是，在1939年发生在中蒙边境的诺门罕战役中，苏联对日本的重型武器优势体现得很明显。苏联坦克甚至不用开炮就可以碾压日军坦克，战后关东军最高司令官被免职，一线日军指挥官因此切腹自尽。

于是在1941年6月，日本海军与陆军取得共识，日本应当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法属印度支那大致相当于目前的越难、柬埔寨和老挝之和)，而陆军是否进攻苏联待定，这取决于苏联是否大规模调兵到欧洲前线。

三、决策与博弈第一阶段

• 第一次御前会议

1941年7月2日，是日本袭击美国前召开四次御前会议的第一次。

在会议上，多数人担心如果与英美冲突怎么办，陆军中的强硬派坚持“大日本帝国不会逃避与英美的战争”，但军方绝大多数人却对南进提议的通过感到担忧，多数海军官兵一想到要独自与英国和美国在海上开战就不寒而栗。

对于海军领导层来说，推动南进提议的通过不但意味着与外务大臣(上文提到当时的外相松冈洋右)针锋相对，也意味着与陆军的竞争。但是打着备战的旗号，海军就有可能获得更多军费预算份额，毕竟海军更需要东南亚的石油。

日本应当避免与英国和美国的战争，只要在座的人都清楚这一点，那就达成了“基本共识”。但是所有人都有些自欺欺人，他们认为只要军事占领印度支那南部过程中不发生任何暴力冲突，并限定在印度支那半岛范围内，世界就不会说三道四，更不会与日本开战。

最后参谋总长杉山元总结多数人的意见：

“我们十分有必要执行这一计划，以对付英美（经济孤立日本的）阴谋。如果德国（统治欧洲的）计划遭遇挫败，当然可以预见，美国会（与日本）开战。但德国现在胜利在望。我想美国人不会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与我们为敌。当然我们必须以和平方式完成占领。我们想一直推进到泰国，但那样就与（英属）马来亚靠得太近，会惹来大麻烦，所以这一次我们就到法属印度支那边界为止……”

裕仁天皇对占领印度支那感到不安(后面我们还能看见这位天皇的作为)。日本皇室虽然可以说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久的皇室，但他们已远离世俗权力好几百年了。在现代日本诞生之前，德川幕府的大将军才是日本真正的集权领导人。但是天皇身上的神性依然存在，并随着时间的累积有着神秘的色彩。陆军领导层东条英机就是天皇的忠实崇拜者，他总喜欢说：“军人每天的24小时，包括吃饭在内，都在为天皇效忠。天皇不是人，是神。”

裕仁天皇曾经说过：“御前会议真是个奇怪的会议……天皇没有决定权，无法左右会议的气氛。”天皇会默默听着决议的宣布，枢密院议长代表天皇提出问题。天皇的许可只是一种形式，没有宪法约束权。但天皇许可带有不可争辩的权威性，历史上还没有天皇许可被推翻的先例。得到皇家批准后，政策决定就有了神圣色彩，突然少了政治味道，似乎政治领导人都对新批准的政策不负担任何个人责任。

由于其他人的自信，裕仁心中虽有疑虑，但还没有大到想要阻止该计划的程度。

在御前会议通过占领印度支那的决议后，日本向驻华盛顿使馆发送该计划，但不巧的是文件已被美国在一周之内破解(后面会看到美国几乎破解了大多数东京发往驻华盛顿领事馆的重要文件)。罗斯福对日本不愿进攻美国的新伙伴苏联感到宽慰，却对日本愿意冒着与英美开战的风险向南挺近感到震惊。

• 日美谈判与挺进东南亚

日本一直想与美国签订中立协定，确保美国可以向日本出口工业原材料。在1941年4月份，美方谅解草案中提到过承认“伪满洲国”，但是在“巴巴罗萨”行动后，却只字未提。

华盛顿现在强调，维持太平洋地区和平是其首要任务，美国和日本都不应觊觎该地区领土。美国因此断然拒绝日本在东南亚动武的权力。美国国务卿赫尔还在口头声明中暗含替换掉日本外务大臣松冈的意思，这让松冈勃然大怒。

7月12日日本领导层召开联络会议，唯一取得的共识是，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前不应给美国任何答复。7月14日，松冈起草了日本对美国的回复，这份答复声称，在日本、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的联盟瓦解后，日本不会示弱，日本不会抛弃《三国同盟条约》，美国要敦促蒋介石与日本和解，并且不能介入日中谈判。

由于松冈认为赫尔的回复“盛气凌人、欺人太甚”，他想先回绝赫尔的口头声明，然后再书面回复。这让首相近卫觉得此举太过挑衅。但松冈还是将对赫尔的抗议发给了日本驻美大使野村，7月15日，松冈又把对美国的答复草案发给德国批准，近卫首相气得发狂。

7月16日，近卫重新担任日本首相以及松冈开始担任外相快要满一年之际，近卫内阁集体辞职。近卫立即重新组阁，除了更换外务大臣外，其他人的职位不变。新内阁从7月18日起正式取代旧内阁。（根据当时日本宪法，身为首相的近卫不能开除大臣，他只能迂回除去松冈。）

华盛顿高层曾经希望，德苏战争可能将导致日本出台新政策。他们希望日本抛弃《三国同盟协约》与轴心国决裂，还将掉转矛头反对德国的战争。但这种希望很快破灭。到7月18日，美国已经成功推测出日本政策不会发生改变。日本领导人则认为，重组内阁，特别是替换掉外相后，会恢复日本在美国眼里的可信度。

日本新外相丰田(丰田贞次郎)正在胁迫法国政府交出对印度支那南部的控制权。法国最终在7月22日妥协，接受日本的“和平”占领。这让日本获得了该地区的8个空军基地和2个海军港口。

罗斯福政府通过密码破译很快获知日本与法国的协议，代理国务卿（此时国务卿赫尔生病）萨姆纳·韦尔斯7月23日向野村转达了美日谈判终结的决定。两天后，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荷属东印度、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菲律宾也纷纷效仿。美国随后建立了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指挥的远东陆军，以保卫菲律宾。还有人提议石油禁运。

7月24日，罗斯福总统会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据记录，罗斯福做出了一项大胆提议：

“如果日本政府放弃军事占领印度支那，或者在占领步骤已经实施的前提下，日本政府如果愿意撤军，美国总统将向日本政府保证，他将尽一切可能让中国、英国、荷兰和美国政府联合发布一项郑重声明，宣布印度支那成为像瑞士那样的中立国，日本也要做出相同的承诺。”

这是美国做出的最大让步。凸显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战略重要性，该地区能向美国提供锡、橡胶及其他重要原材料，而这些也是日本梦寐以求的。

罗斯福的建议来得确实有一点晚，但近卫也并不急于抓住机遇。近卫肯定与外务大臣丰田、海军大臣及川和陆军大臣东条会晤过。不难想象，一开始反对“窃取”印度支那南部的东条依照自己的原则“明面上”拒绝改变南进政策：因为进驻印度支那南部经过了天皇批准，是神圣而不可违背的。其实内心里，东南亚的资源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诱惑太大了。

7月28日，日本正式进驻印度支那南部，新加坡也处于日本的威胁范围。

• 石油禁运

由于东京对印度支那中立提议没有作出回复，美国从8月1日开始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严格意义上讲，这还不能算是美国国会讨论的“完全”禁运，而是与日本的石油贸易将需要更加严格的许可限制，但日本还是能够购买不能用于飞机使用的低规格石油。

由于日本领导人没能抓住接受美国提议的机会，8月1日开始实施的石油禁运成为美日关系的转折点。现在，日本认为自己“和平”占领却受到如此严惩太不公平，感到既惊讶又愤怒，一些人真正开始考虑与美国打一仗。

日本直到8月6日才回复美国，只有中国战事得以解决，日本才会从印度支那撤军，这距离罗斯福的提议已经过去了12天。与之前日本对美国的所有回应一样，日本要求美国帮助在中日之间调停，但日本强调其“特殊地区地位”不容妥协。日本不但拒绝了罗斯福的提议，还再次将中日战争这一长期问题与印度支那占领这一紧迫问题相提并论，而这正是罗斯福想要极力避免的。

8月4日，近卫政府拒绝罗斯福提议的前两天，近卫向陆军和海军大臣告知想要与美方进行高层会晤的打算。尽管表面上强硬，但军方内部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南进计划是形势上的误判。虽然这一错误不会怪罪到任何领导人身上，但如果外交上能够安排妥帖的话，他们愿意退让一步。没有准备好在太平洋上开战的海军当即同意近卫的提议。

8月8日，美方对近卫的提议作出答复。赫尔对野村说，日本8月6日对美国的答复葬送了首脑会议的机会。华盛顿认为，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扩张野心已显露无疑，尤其无法接受的是，当时美国还在等待东京的答复——7月12日召开的联络会议决定在占领印度支那南部之前不给美国回复，如今作茧自缚。

野村(日本驻美大使)在8月17日见到了罗斯福，“近卫公爵对待保持两国和平关系的态度是非常严肃和认真的，他愿意在我们两国之间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中间点会见总统阁下，双方本着和平的精神坐下来协商解决问题。”

在这段时间，日本首相近卫有些沮丧，他曾向朋友吐露心声：“在日本对华关系上，我犯了一个大错。”近卫首相只对与他地位平等的人展现脆弱的一面，他遗憾地说道：

“我太惭愧了，没脸面对我的祖辈。我不想重蹈覆辙，所以我要不惜一起代价避免与美国的战争。如果还有一丝可能的话，我还想改善日中关系。我想尽力而为。”

在1941年8月26日的联络会议上，近卫准备向罗斯福传达的信息获得了批准，罗斯福得到消息后说他“非常抱有希望，渴望与近卫首相谈上三四天”。

但美国国务卿赫尔不是特别赞同两国首脑会晤，他认为，举行高层会晤前，他必须要求日本在威胁两国关系的最紧迫问题上作出明确承诺，包括日本的轴心国联盟问题、对中国北方和内蒙古地区的增兵问题以及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奉行不歧视原则。

近卫仍然相信会举行首脑峰会。8月29日，他和支持者聚集在富士山脚下，按照赫尔的要求起草会前协议。在协议起草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变得最为棘手：

1. 一个是日本应当“原则上”同意从中国撤军。这将成为日本第一次明确承诺撤军。
2. 另一个是如果美国与德国爆发战争，日本的判断不应基于在《三国同盟条约》中的义务。这意味着向美国保证，日本不会自动参战。

9月3日，野村大使收到美方关于近卫要求会晤的官方答复。罗斯福与赫尔的口气一样，他说如果没有事先谈好，没有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上达成谅解的话，他不同意会见，尽管他仍然对会晤持积极态度。

看来，短期内两国领导人的峰会是不可能了。

四、决策与博弈第二阶段

• 军棋推演的悲观结果

8月末和9月初的这段时间里，战争和峰会的准备并行不悖地进行着。这一天然的矛盾性似乎并没有让人觉得不妥。相反，这种双管齐下才被视为全面的准备。

在日本外务省准备着日美首脑峰会时，日本军方也在进行兵棋推演。大多数人预计，日本能够占有印度尼西亚的油田，但敌军在菲律宾驻扎的舰队将很快对日本船只发动全面进攻，让石油无法被运走，获取印尼石油的目标无法实现。其结果是，日本将被迫挑起与美国更大规模的战争，这是日本负担不起的。

东条不愿接受这一悲观情绪，他评价说，研究小组做了细致的工作，但该研究有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它毕竟是纸上谈兵。真正的战争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我们当年打俄国时也没有想过会赢，但我们的确赢了。”

他极力粉饰着刚刚呈献给他的残酷事实，他说：“你们的研究并没有将不可预测的因素考虑在内，但我也不是说这是一份空洞的理论。”他最后坚决要求研究小组不能将这一结论传出去。

来自陆军的教官对学员们说：“美国所缺乏的是大和精神，这是我国最伟大的财富。”他指的是日本民族主义者引以为傲的特性，让日本人成为独特、有抵抗力、守纪律和勤劳的民族。但是也有人反对说：“就算日本人发挥大和精神，但美国人也有他们的精神，只看到自己忽视对方是不对的。”但这种人的声浪最终被淹没。

• 外务省的计划

在9月3日的联络会议上，日本领导层对8月底开始制定的一份联合军事计划取得共识，该计划虽然同意日本与美国继续谈判，但如果谈判在10月初这一最后期限前没有成果，日本就将开战。

这一通过的决议从字面上看是强烈主战的，但仔细研读后会发现，他们完全意识到要作出让步，包括撤军，但制定并通过这一针对美国的逐步作战计划，最高军方指挥官才能挽回颜面，在作出巨大的外交妥协时仍能不失士气——正如在上文中提到的，这样才能保住军人的颜面，即在排除战争选项的同时又不损伤军人的荣誉。

无论怎样，大多数人相信，很快就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因此这次联络会议也讨论了外交途径，外务省提出了下一步的外交计划。

近卫首相本来要在8月底的会议上拿出他所起草的计划，该计划强调了日本从中国撤军的大体意愿，以便讨好美国。但近卫从未公布这份计划。既然外务省在会议上拿出了自己的计划，于是近卫就放弃了他的计划，他的理由是外务省的计划对美国来说已经足够诱人——由此可见近卫的妥协、投机与软弱。

外务省的计划提议和平解决南太平洋的紧张局势、推行不歧视的贸易政策、日本与美国在获取地区资源方面保持合作以及解冻日本资产。计划还说，一旦中日达成协议，日本将立即从中国撤出。这一点与近卫的计划不同，近卫的计划承诺，日本从中国撤出，不附加任何条件。华盛顿在9月6日收到日本外务省的这份提议。

• 天皇的质疑
  
  

9月5日下午，近卫前往皇宫拜访了裕仁天皇，向他解释了9月3日达成共识的《帝国国策实行要领》，要点如下：

1. 日本帝国不会避免与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并将进行备战。
2. 备战的同时，日本帝国将在一份附属文件（见下文）的指导下，尽力通过外交努力与美国和英国和解。
3. 如果外交努力在10月初仍没有结果，日本帝国将在10月底发动与美国、英国和荷兰的战争。

上述第二点提到的附属文件包含日本的外交要求以及作出让步的底线，日本的条件如下：

1. 美国不干涉日本与中国的战争解决方案；
2. 要求重新关闭西方向蒋介石运输重要物资的滇缅公路。作为回报，日本承诺不会利用法属印度支那作为向南军事挺进的基地；
3. 只要苏联保持中立，日本就不会对其动武；
4. 日本不会从法属印度支那撤军或放弃《三国同盟条约》。

裕仁天皇一直感到不安，他甚至不知道军队的备战已经进行到这种程度了。无奈之下只好召见参谋总长杉山元和军令总长永野修身，两人入宫后天皇少见地问起尖锐的问题。

他询问日本在南部的战争预计要持续多久。

杉山：“陛下，我们准备在3个月内完成在东南亚的任务。”

裕仁：“中国事变发生时，你担任陆军大臣。我记得你当时告诉我，战争将在大约1个月内结束。但漫长的4年过去了，战争还没有结束！”

杉山：“中国有广阔的偏远地区。所以我们无法按照最初设想完成计划。”

裕仁：“如果你说中国有广阔的腹地，那太平洋岂不更广阔。你基于什么得出3个月的结论？”

眼见杉山元无言以对，代表海军的军令总长永野站出来了。他说：

“如果把今日的日美关系比作一个病人，那这位病人急需手术治疗。如果不动手术坐视不管，病人将逐渐衰弱。并不是说病人没有康复的希望，而是我们必须在仍有70%至80%的希望时作出决定。统帅部期待外交谈判能取得成果，但一旦失败，恐怕我们必须要拿出足够勇气来实施手术。”

作为日本爱好和平的大家长，他想要避免战争的本能与他作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责任相冲突，作为最高军事统帅，他必须保证日本通过军事准备来确保生存。于是，这一点最终占了上风，他默许了战争计划。

• 第二次御前会议

但是近卫首相依然担心局势会走向战争边缘，于是他在9月5日觐见天皇，求天皇在第二天的御前会议上做适当表态。

1941年9月6日，御前会议上午10点整准时开始。与往常一样，与会人员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内务大臣、大藏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另外还有陆海军总长、次长、军务局局长、内阁书记官长和企划院总裁。

企划院总裁原嘉道问两位总长，日本对外政策的重点到底是军事战略还是外交，两人都没有作答，出现令人尴尬的沉默。

坐在长桌远端金色屏风前的裕仁天皇本应保持缄默，但此时，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他开口说话了：“原嘉道议长刚才的问题提得很合适。很遗憾两位总长没有能力回答。”他随后掏出一张字条，上面是他已故祖父明治天皇写的一首诗。他开始朗诵：

“四海之内皆兄弟，缘何风雨乱人间。”

（另一个翻译版本是：“四海之内，本皆弟兄。胡为扰攘，致此汹汹。”）

裕仁通过大声诵读这首诗来表达他对新计划的严重不安，以及对日本避免战争的渴望。至少，这是他想间接向听众表达的意思。

但朗诵诗歌却创造出一种古怪的氛围和被动抵抗的无奈。外人听起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大家原本都是兄弟姐妹，但是世间有风风雨雨，迫使我们不得不刀剑相向。”天皇就是日本的象征，由于某种无法控制的外力，日本被迫采取极端措施，但该国更想得到和平。

据记载，裕仁天皇大声朗诵了这首和歌两遍。这一和平主义诗歌并没有让裕仁摆脱自己的责任，他没有明确反对这个计划，换言之，他默认批准了该计划。

多年之后，我们回看裕仁的这一作为，不禁猜想如果裕仁的反战态度更明确一些或拒绝批准这一计划将会怎样？与其朗读诗歌引来诸多猜疑，他为何不干脆坚持不开战？

当时日本皇室内大臣(辅佐天皇，管理宫廷事务)为木户幸一，他建议裕仁不要确切表露政治态度，因为担心天皇会为将来的后果承担责任。木户和裕仁都认为皇室不应过多干政，这是让裕仁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天皇过于温顺的性格，因此他无法阻挡走向战争的洪流，再说历史上也没有天皇否决的先例。

• 日美交涉与军部迟疑

理论上讲，近卫仍有与美国达成外交共识的机会，但时间紧迫，因为主战派刚刚跨越了一道障碍，赢得了天皇的同意。

军方的意见其实也有分歧，对与美国作战的可行性没有把握，东条更清楚，因为他要求将兵棋推演的报告保密，但军方已受困于自己的好战言论中。既然具体期限已经确定(9月3日的联络会议决定外交截止期限定在10月初)，日本的备战就有了内在动力。

9月10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会见美国国务卿赫尔，询问赫尔如何看待日本的最新提议，赫尔表示相对之前的谈话，本次的提议是一次倒退。换言之，赫尔否决了日本在9月3日做出的决定。

赫尔拒绝日本的提议后，9月20日的联络会议又通过了一份准备递交美国的提议。这份修改提议的基本轮廓与9月6日的版本一模一样，强调了美国需要在日本和蒋介石政府之间调停，但又不能干涉日本解决中日战争的计划；解冻日本资产和恢复贸易；而日本不会涉足印度支那以外的地区。

其中更隐藏着一条让华盛顿难以接受的提议，即让蒋介石政府和汪精卫伪政府合并，美国人根本不同意这一条。一贯袒护军方的新任外相丰田贞次郎也承认，9月20日的新提议对美国没有吸引力。但他仍然将这一提议转交给美国驻日大使作为参考，这份材料于9月27日传到了美国国务院。

时间一天天过去，日本的资源困境愈加窘迫，军方似乎一天都不愿多等了。

9月25日的联络会议上，参谋总长杉山元和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共同提出，抛弃10月初这一模糊的最后期限，设定中止外交的具体日期。他们说：

“开战时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战术需要。因此，最后认定日美外交谈判的成败之前，我们一天都浪费不起。我们必须最迟在10月15日前选择外交还是战争。”

陆军中一些人狂热地相信日本天生的伟大，坚信日本必打不可的战争不需要基于理性的战略思想，而是基于“我们神圣大地的正义精神”，但不是所有人都一心想要战争。陆军中越来越多的人对战争感到迟疑，尤其是陆军省军务局的人。

(军务局负责陆军内的资源调配，与参谋本部一起制定陆军政策的总体基调，所以军务局局长是陆军省的三把手。)

9月29日，军务局成员聚集在局长武藤章的办公室里，他们将详细讨论未来可能发展的局面。他们的意见一致：陆军无法公开向华盛顿低头——尤其是从中国撤军，但在武藤的心里，战争是更糟糕的选项。

当天，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向军令部总长永野发出警告。虽然在过去10个月里，他一直在精心策划给美国致命一击，但山本仍然认为，赢一两场战争并不能确保在长期拉锯战中胜出。因此他对永野说：

“我们的军演显示，南部应能在4个月左右拿下，但至少要损失60架飞机。当然在真实战争中损失的数量可能会更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补充足够的飞机来继续作战……如果以我们目前的实力作战，（取得最终胜利的唯一可能）是在战争初期取得巨大胜利。

我想补充一点……显然日美战争势必要拖延。只要日本占上风，美国是不会放弃的。战争将持续好几年。另外，日本的资源将被消耗殆尽，战舰和武器将受到损耗，补充资源是不可能的……日本将一贫如洗。”

他得出一个经典的结论：“胜算如此渺茫的战争不应该开始。”山本五十六作为后世熟知的其中一种性格就是他的赌徒心理，连他都承认战争希望渺茫，看来之前的决定太仓促了。

10月1日傍晚，近卫召见海军大臣及川来他所在的镰仓别墅。近卫问他对确定外交期限的看法，及川说：

“阁下，您已表示坚决反对战争。（但不开战）将意味着接受美国所有的要求，以便维持正常关系……如果您下决心走这条路，海军将支持您到底，陆军也会这样做。”

• 四项原则与东条的犹豫

10月2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被美国国务卿赫尔召唤到他的公寓。赫尔交给他一份声明，呼吁日本接受美国提出的“四项原则”：

1. 尊重双方及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2. 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3. 支持平等原则，包括通商机会平等；
4. 不扰乱太平洋地区现状，除非太平洋地区现状通过和平方式发生变化。

赫尔还要求日本向美国毫不含糊地阐明关于日本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的想法。野村对此表示，东京可能会对此失望，最好的方式还是举行峰会。

10月4日的联络会议是野村与赫尔交涉不成功后的首个会议，参谋总长杉山元告诫，抛弃外交谈判的最后期限不应被推迟。他说：

“浪费不起时间了。如果不能很快下决心并浪费更多时间的话，我们最终将完全没有能力发动战争，不论是向南还是向北。我们不需要今天决定，但我们必须决定。”

杉山话音刚落，军令部总长永野紧接着说道：“现在没有时间讨论了。我们应该马上为战争制定时间表。”

永野两天前对及川说过，他更愿意避免与西方军事对抗。永野善于说两面话，但其实所有日本领导人都能毫不费力地在公开和私下角色之间转换，并不觉得不妥。

这种两面性的说话习惯（日语里叫作“本音”和“建前”，即真心话和场面话）常常被视为一种为了避免尴尬的美德。

10月4日的联络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时间拖得越久，拒绝战争所需要的勇气就越大。

10月6日，陆军和海军分别举行会议，虽然海军领导人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态度，但他们仍然在前一天达成了广泛共识，即“与美国开战很愚蠢”。另外，海军还“原则上”同意日军“从和平与稳定得到保证的中国部分地区逐步撤出”。这当然会激怒陆军(因为海军相当于替陆军做了决定，这是陆军不能忍受的)。

10月7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终于与海军(及川古志郎)大臣进行了会面。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东条说：

“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我必须说出来。当前的经济并不正常，当前的外交状态也一样……我们现在首要任务应当是杀出一条血路。”他随后与及川单独会谈。他强调说，陆军不会允许日本接受赫尔的“四项原则”，他还表示，日本从中国全部撤军或立即撤军都是不可能的。

及川建议，陆军应当重新考虑其强硬的姿态。他指出，美国10月2日的提议并没有看起来严苛，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仍有希望。东条专门问到，对于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海军是否改变了主意。及川回应道：“不，我们没有改变主意。我们的战争决心没有改变。”（及川也在说两面话）

东条一年来一直是战争的倡导者，此时却突然态度软化。他对及川说：“如果海军没有信心，我们必须重新考虑。该纠正的必须纠正，当然这需要我们接受自己的责任。”这意味着内阁中有责任的大臣都必须辞职。

不论多么尴尬和不自在，海军和陆军大臣终于谈到了问题的核心：尽管9月初仓促作出了决定，但日本（尤其是海军）并没有为战争作好准备。

10月7日晚上，近卫再次会见东条。近卫提出，如果日本能够原则上同意从中国撤军但时间由实际情况决定，那么外交努力就有可能成功。东条认为，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区利益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另外，在所有问题都没定下来时（包括两国高层会晤），他拒绝让陆军主动作出如此大的让步。

东条坚持认为，9月6日的决议是不可违背的，10月15日的最后期限必须得到遵守。之前提到过，东条英机对于天皇绝对忠诚，他说过天皇是神，不是人，既然神已经在御前会议上批准该决议，决议便有了神性，不可违背。

但在他强硬的外表下，东条内心也疑虑重重。东条说：“我们在中国事变中已经失去了数万人。（从中国）撤军似乎是无法接受的选项。”表情痛苦的他继续说道：“但如果我们与美国开战，我们将再失去数万人。我正在考虑撤军，但我就是下不了决心。”

东条对那些死在中国的人念念不忘，但最为讽刺的是，在中国的高级指挥官却强烈要求日本避免与美国开战。10月初，侵华日军第二任总司令(畑俊六)向东京传话。他认为，日本的战争资源已经耗尽，因此应当接受美国的要求并永久性解决与中国的战争问题。

• 荻外庄五相会议与近卫辞职

10月12日是近卫的50岁生日，但却没有庆祝气氛。这位随时准备辞职的首相决定最后一次尝试为外交争取时间，他在荻外庄召开了一次会议，叫来了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铃木与近卫和东条的关系都很亲近)。

海军大臣及川保留自己的意见，认为是否开战完全由近卫决定。他说：“我们现在站在外交还是战争的十字路口，最后期限就要到了，首相大人必须作出决定。如果决定不开战，（海军）也无所谓。”

由于日本对抗西方的行动主要依赖于海军，所以及川基于现实的反对意见将会很有分量。及川当时有能力也有义务质疑内阁的战争决定，有必要的话，他甚至可以辞职。但及川不想让自己及整个海军蒙受耻辱，他再次选择不去冒这个险，这一点儿也不意外。

如果真想给外交更多机会，首相必须“准备忍受”美国的要求，而海军将支持首相的决定。近卫的确渴望阻止战争，但他却没有勇气说出来。他也认为，阻止战争最终是海军的责任，与他无关。

这时东条对近卫感到很恼火。他对近卫大喊：“什么叫你没有信心？你难道不是应该在我们制定《帝国国策实行要领》时就提出来吗？”东条强调，政府应当坚持9月6日的决议，因为这是已经决定好的事。他仍一如既往地对他人表现出强势的一面，丝毫没有显露上文提到的内心纠结。

这就是著名的“荻外庄五相会议”，会议最终毫无建树。而距离9月25日联络会议上确定的外交最后期限10月15日就剩下三天了。

1941年10月14日，距离外交最后期限只剩一天，东条在内阁会议前见到了近卫。近卫最后一次劝说东条接受撤军。也许近卫觉得自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他表现出异常的坦率。他说：

“我对中国事变负有最大责任。经过了4年，日中战争仍然没有结束。我的确无法同意再开启一场前景未卜的战争。我建议我们同意美国的撤军要求，避免日本与美国交火。我们确实需要结束日中战争……日本未来的发展无疑是最重要的，但为了取得巨大飞跃，我们有时必须妥协，这样我们才能保持和加强我国国力。”

东条毫不脸红地说：“我认为首相大人的意见太悲观了，这是因为我们深知自己国家的弱点。但你看不到美国也有自身的弱点吗？”东条已经下定决心，撤军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本届政府任内不可能。

在随后的内阁会议上，东条向近卫开炮，表达了自己作为陆军大臣坚定不移的态度，以及终结近卫领导权的决心。之后东条前往皇宫面见内大臣木户幸一，木户表示，陆军和海军必须停止争吵，同心同力。为了避免战争，必须确保下一任首相不受御前会议决议的牵绊。

这天下午，东条英机会见参谋总长杉山元，在抱怨海军大臣及川关于海军备战的态度前后口径不一。东条说：“海军大臣没有明确表示他没有信心，但他的讲话让人觉得他没有任何信心。”

现在海军和陆军之间的“悖论”是这样的：

“海军不会表示自己不想开战，认为没有必要明确表达海军的不情愿，因为陆军应该完全理解海军的犹豫。如果按照外交妥协，日本开始撤军，陆军将成为大众羞辱的主要对象，所以陆军责怪海军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因为只有海军反对，陆军才会被迫表示自己无法进攻。而海军不愿意表达不情愿，因为不愿意露出自身的怯弱。”---结果成了“罗生门”

尽管东条英机想终结近卫的领导权，但他应该也没有料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而且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

第二天，也就是10月15日，作为首相“近卫早餐俱乐部”成员的尾崎被捕，他是上文提到的苏联传奇间谍佐尔格发展的下线。近卫身边著名的知识分子竟然是共产主义间谍，这个消息让近卫及其他人大感震惊。近卫无法承受不可避免的批评声。

10月16日，担任首相长达三年、倾向阻止战争的近卫文麿辞去日本政府首相职务。

五、决策与博弈第三阶段

• 东条英机成为首相

在过去日本国际危机加深的4年中，近卫担任首相长达3年。这段时间，日本没有打赢中国，战斗趋于白热化；而日本明明打不过西方，与西方开战却成为“官方”政策选项，得到了皇室批准。

近卫显然是个失败者，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的贵族血统和学术背景并没有成为有效领导能力的保证。在近卫辞职之后，谁来接任他的首相职务呢？

10月17日下午，东条接到来自皇宫的电话，要求他立即前往。这是让人心惊胆战的召唤。东条以为他会因为促成近卫内阁倒台而受到责备。但是等东条见到天皇时，却得知天皇要任命他做下一任首相。

前一天，近卫及全体内阁成员刚刚辞职，第二天，资深政治元老就立即开会讨论首相人选。内大臣木户在会上表示：“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必须统一陆军和海军的政策，重新审视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从这一点来看，我推荐陆相东条为下一任首相。”其他人大感意外。

木户后来说，没有人对此公开反对。他认为这样做是为了“以毒攻毒”——因为东条曾坚持认为9月6日的御前会议决定是神圣而不可更改的，所以木户觉得，最好让他来承担改变这一决议的艰巨任务。

身为日本名门望族弟子的西园寺则认为东条是最不可能让日本避免战争的人，他在东条就任的第一天前去拜访他。西园寺说：“我有三点要谈：第一，你不能把日本变成一个警察国家；第二，你必须尽快与中国和解；第三，你必须争取日美谈判取得成果。”东条对此不置可否。

• 东条的尝试和外交两种方案

从10月23日至30日，东条英机多次召开联络会议，重新考虑9月6日的决议。

参谋本部对10月27日的会议记录总结道：

1. 首相似乎没有改变（开战的）主意；
2. 海军大臣仍然模棱两可，但大多数时候（对战争）持有消极态度；
3. 总体来看，海军想要争取更多的资源分配；
4. 外务大臣直接而明确（反对战争），他看起来很自信。”

甚至还有吐槽“会议没有任何进展的迹象……我们首先需要下定决心。然后我们才应该评估国力，引导日本备战。然而，当前的形势是无休止的争论，在“能不能开战”问题上犹豫不决，根本没有下定决心。这样不会有任何成果。”

10月28日的会议讨论了将与美国的战争推迟到1942年3月的议案。外务省和参谋本部认为，坐观欧洲战争局势的变化将对日本更为有利，因为美国专注于欧洲的战争，而随着时间推移，日本的战略和外交机会会更好。美国迟早要与希特勒开战，与其盲目认定德国会继续支配欧洲，不如看看谁是这场战争的最后胜者。换言之，此时日本已经实际抛弃了《三国同盟协约》。

尽管军方承认推迟开战对日本有利，但他们认为战略难题仍然存在：日本等得越久，其自身的物资形势就会越糟。他们在会议上宣布：“战争开始的时间必须设在11月。10月31日前，我们必须下决心开战。值得强调的是，资源消耗对海军是致命的。”东条面对两位军部总长没有坚持住立场，他想两位总长为自己考虑这么久而道歉，就这样推迟开战的提议就被否决了。

10月29日和30日的会议集中讨论了开战后的物资可行性，最后才谈到与美国外交和解的前景。企划院总裁铃木说明日本石油储备会在开战后断崖下跌，从255万吨下降为7万吨，虽然非常困难，但是战争也不是不能打。

（现在来看这是很荒谬的结论，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谁也不愿意说战争是必败无疑的，这会严重损伤民族自尊心。尤其是考虑到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期间，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以弱胜强”，这让日军觉得冥冥之中有神护佑，就像当年蒙古大军在日本海遇到“神风”一样。）

眼看会议即将滑向战争的一侧，外务大臣东乡站了出来，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即使日本要作出巨大让步（包括从印度支那和中国撤军），但外交努力仍应被放在首位，因为这些牺牲换回和平是值得的。

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对此提出批评。他们声称，这种妥协将让日本看起来是一个三流国家，成为西方容易欺负的对象。东乡则公开而大胆地要求从中国撤军。他强调说：“只有撤军我们的经济才不会崩溃，越早这样做越好。”他的这一态度引起参谋本部的强烈不满，身为首相的东条英机只好提出一个折中提议：如果日本能自己掌握撤退的期限，日本就同意从中国大部分地区撤出。

这引发了关于撤军期限的离奇讨论，各方提出能够接受的时间限制，他们最后决定，如果美国要求具体期限，日本将提出在25年内从华北、内蒙古和海南岛撤出，而驻扎中国其他地区的日军将在日本与中国达成协议后的两年内撤走。至于法属印度支那，日军将在当地“恢复和平”以及“日中战争问题解决”之后撤走。

（在日本人看起来，这个时间已经相当友好了，在讨论之初，还设想过99年之后再撤军。至于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压根没有想过要撤出。）

总体外交路线（姑且称之为《甲案》，后面还有一个版本称为《乙案》）就这样制定了。该计划包括：

1. 有期限的撤军，华北、内蒙和海南25年内撤走，中国其他地区的日军在于中日大成协议两年后撤走，法属印度支那则在中日战争问题解决后撤走；
2. 世界其他地区实行自由贸易后，中国再开始实行自由贸易；
3. 维持《三国同盟条约》。

11月1日，这一天的联络会议在上午9点召开，会议持续了17小时，成为日本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会议。

会议的第一项议题是，如果发生战争，海军、陆军和企划院将如何分配资源。最后海军拿到了比陆军更多的钢铁配额。

然后东条开始引向关键话题——日本开不开战，他概括出三种方案：不开战、开战和外交与战争齐头并进。显而易见的是，第三种方案没有人会反对。现在的问题是确定外交最终期限。最开始经过外相东乡的争取，确定“11月30日前可以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这天过后，任何举动都将是对最高指挥部的冒犯。”

之前讨论通过的《甲案》，东乡知道是不能吸引美国的，于是外务省准备了《乙案》，在11月1日晚上10点的时候，联络会议才开始讨论它，军方、外务省和首相多方讨论下，确定内容如下：

1. 日本和美国都不能向南太平洋派驻军队；
2. 两国应相互合作确保从荷属东印度获取需要的资源；
3. 两国贸易关系恢复到美国冻结日本资产之前，美国要承诺向日本供应石油。
4. 日本将立即把印度支那南部的军队转移至北部。
5. 如果整个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得以确保，日本将完全从印度支那撤出。
6. 美国不能干涉日本与中国的和解过程。

相对于《甲案》中有期限的撤军等条件，《乙案》显然有更多妥协。但《乙案》中最后一条却是外务省与军方争吵之后各退一步的结果，这无形之中让谈判复杂化了，美方一直坚持东南亚问题和中日问题不应该一起谈论。

• 第三次御前会议

无论如何，史上耗时最久的联络会议以达成一份初步计划告终。开始军事行动的时间被定在12月初，相关的战略准备也将着手开始进行。如果在12月1日零点前与美国达成外交妥协方案，军事准备将无条件停止。

东条承诺将全力支持外交努力，他表示，如果美国对《甲案》或《乙案》表现出任何兴趣，他都将设法作出更多妥协。东条向东乡保证，不论备战进行到哪一步，只要外交上取得突破，军事活动将立即停止。

11月5日，明治时代的典雅宫殿再次成为政治舞台，今年第三次御前会议在这里上演，会议将批准此前联络会议的决定。在天皇面前，东乡开始阐述日本外交的前景。他的任务是完全而明确地支持即将受到天皇批准的计划。

他收起了反战言论，开始拿出反殖民主义借口，声称日本即将开启拯救亚洲的伟大计划。他承诺自己不但致力于日本的生存，还有整个亚洲的生存，这样他就从意识形态层面为支持他曾强烈反对的战争找到理由。他说道：

“罗斯福总统利用了美国的经济优势。美国似乎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它帮助英国，用经济政策压迫日本。自从今年4月中旬以来，我们一直就日美关系正常化进行非正式谈判。大日本帝国政府向来坦诚，从一开始就本着公正的态度进行谈判，希望给东亚及整个世界带来稳定。”

他数落了日本如何耐心谈判但其努力却付之东流，将4月以来一直没能与美国达成谅解的责任被推向大洋彼岸。他说：“如果事情按照现在这样发展，谈判恐怕不太可能很快取得成果。”也就是说，虽然他负责与华盛顿谈判，但是他也明白，战争几乎已不可避免，外交只是个形式、走个过场而已。

参会的所有人都几乎意识到，他们已无力阻挡日本的命运，但自相矛盾的是，他们坚持认为通过主动开战就能掌控日本的命运。他们都在尽力让自己免责，似乎他们也感觉到，这一痛苦决定势必要招致毁灭性后果。御前会议只是一种形式，意在将重大的政治决定去政治化，这样个别团体或人才不至承受日本严峻未来的重大负担。

• 外务省的“小心思”

日本外务省只将《甲案》发给了驻美大使野村，接着调任前日本驻马尼拉总领事来栖前往华盛顿，负责使用《乙案》与美国人谈判——为了突出差异性，更好地争取谈判结果。但东京没有想到的是，来栖曾经签署过《三国同盟协约》，这让他在华盛顿难以取得信任。

11月7日，野村面见美国国务卿赫尔，向他递交了《甲案》。赫尔已经从情报部门获知了《甲案》的内容，但他告诉野村大使，他需要一些时间研究和考虑。

从美国角度看，罗斯福一心想要参加欧战，所以想要在太平洋形成威慑，让日本不敢进攻。美国一点也不着急，但野村等不及了。为了在东京下达的最后期限前取得具体成果，他需要罗斯福对《甲案》条款给出最终答复，于是他11月12日再次要求总统给出答复。

11月14日，野村向东乡拍发电报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不应在一两个月草率了事，我们必须坐下来，从全局上审视整个世界，耐心地等待，直到我们找到一个更好的未来路线。”11月16日，东乡对野村取消最后期限的要求给予回复。东乡写道：“很遗憾，由于各种现实因素，我们不能等到看清世界格局的那一刻……我们必须迅速在谈判中达成和解，我们无法改变这一现状。”

11月15日，来栖抵达华盛顿，他的使命是一旦野村提交的《甲案》被美国人否决，则使用《乙案》的这些差异达到最大的效果。

11月17日，来栖在赫尔的带领下，面见罗斯福。除了中国撤军问题外，华盛顿最在意的是日本在《三国同盟协约》的立场。来栖承认日本放弃该协约很难，至少不能正式表态，但如果日美达成“谅解”，则会超越《三国同盟协约》——一个签订《三国同盟协约》的人亲口说出这些，对极度讨厌纳粹及其朋友们的赫尔来说，这让他更怀疑来栖的品格和诚意。

华盛顿对野村和来栖的诚意表示怀疑，大洋彼岸的东京又整出“幺蛾子”。

11月17日，东条在国会的演讲中指出，形势并没有好转，因为日本仍然遭到那些无法理解日本和平愿望的国家欺凌。他对在中国作战的士兵表示感谢，并向全国保证，蒋介石政权的末日即将来临。他还表示，鉴于苏联形势不稳定，日本正在采取措施确保日本北方边境的安全。至于南方，东条强调说，日本被迫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因为“英国、美国和荷兰加大了针对日本的排外经济政策”，而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是对抗这些政策的“防御措施”。

东条对国民说，政府仍然在尽力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但他表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因为，“不论形势如何发展”，为了日本、亚洲和世界更加光明的未来，整个国家需要团结一心。最后他对日本国民的动员努力表示感谢，对保家卫国“战死沙场的英灵”表示崇敬。

11月18日，野村和来栖与赫尔会面。对于日本留在法西斯集团问题，赫尔与前几天一样强硬。他说自己不能理解为何日本如此执着于履行与希特勒的协议。野村可能从来栖处获知《乙案》中的一些条件，于是暗示赫尔“日军可以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离”。赫尔最终有所松动，他说自己将与英国和荷兰方面就日本的最新提议进行商谈。与赫尔会面后，来栖立即向东京发送了信息，两人对每日谈判前景感到乐观。

11月20日东乡向野村发来的电报让这一希望瞬间破灭。东乡感到很愤怒，因为野村没有按照他精心布置的指令行事，而是擅作主张。由于东乡还没有收到美国关于《甲案》的答复，所以他没有授权华盛顿谈判人员拿出《乙案》。还有一点是虽然《乙案》中有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的主张，但必须和其他条件一起商谈，野村根本没有权力单独拿出这个条件与美方谈判。

东乡最终指挥野村递交《乙案》的其中一个版本，其中包括：

1. 不向印度支那以外地区进发；
2. 在开发荷属东印度(相当于印尼群岛)资源方面进行合作；
3. 将贸易关系恢复至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之前；
4. 美国不干涉中日和解；
5. 日军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出。

来栖焦急地等待着赫尔对最近递交的《乙案》答复，他11月21日来到赫尔的公寓，递给赫尔一封草拟的信件，信件承诺如果美国参加欧洲，日本的行动将不受制于《三国同盟条约》。这完全是一项私下提议，但也基本反映了日本政府的现有立场。

• 赫尔照会

11月22日，来栖和野村再次来找赫尔，他并没有对《乙案》作出答复，相反，他再次对日本的和平意图表示质疑。他对日本夏天进驻印度支那南部表示谴责，并指出日本在春天购买的石油“没有用作普通的民用消费”。另外，日本媒体上反对英美的言论越来越多。

11月25日晚，赫尔准备好了美国的答复，美方要求日本立即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出，并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驻军减少至2.5万人。作为交换，美国将解冻日本的资产，与日本恢复经济关系，但仍带有一些限制。这一临时安排的期限是3个月，双方都可以提出延长期限。

但到第二天上午，赫尔决定完全抛弃这一计划。根据赫尔在战后的解释，“日本同意这一计划的可能性很小，不值得冒这个风险，尤其是中国的士气可能会被浇灭，甚至陷入分裂”。但最有说服力的原因无疑是日本向南部调兵的报道，尤其向台湾以南调兵，这让罗斯福政府确定，日本随时准备挑起战争。

根据截获的情报，罗斯福已经知道东乡11月22日对日本使馆说，11月29日后事物将“以自动方式”发展。罗斯福11月25日对他的顾问说，日本可能会在12月1日袭击美国，“日本最擅长不宣而战”。

11月26日下午，赫尔起草的另一份文件，正式的名称是《美日协定基本纲要》，史称“赫尔照会”，里面有几个重要内容：

1. 日本政府应将所有陆军、海军、空军和警察部队从中国及印度支那撤出；
2. 美国和日本政府同意，除临时以重庆为首都的中国民国政府外，不能对中国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予以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帮助；
3. 两国政府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治外法权，包括放弃在中国的外国租界和租借地内的有关各种权益，以及根据1901年义和团事件议定书（辛丑条约）所获得的各种权利。

在“赫尔照会”发布的这一天，南云忠一的航空舰队悄悄出发了——目标珍珠港！

• 最后的决定

“赫尔照会”并没有规定具体期限，但当这一文件11月27日正午时分抵达日本政府手中时，它就是一份最后通牒。

东乡对其内容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我遭到绝望的打击。我试图想象接受所有，但我无法强迫自己将它们全部咽下。”他认为，“赫尔照会”直接否定了两国在谈判中已经作出的努力，对于陆军中那些不计后果想要开战的人来说，这一照会无异于一个奇迹。现在已经没有外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了。

11月26日，就在收到“赫尔照会”前，来栖主动对东乡说，作为最后一搏，可以要求天皇进行干涉，防止外交谈判崩溃。来栖的打算是，请求罗斯福给天皇去信，表达想要维持太平洋地区和平及美日合作的意愿，天皇届时只需作出同样的回应即可

裕仁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他害怕日本最终战败，但是他心里不愿意反对政府和最高统帅部都已通过的决定，再说也没有天皇执行否决的明确宪法程序。裕仁说：“如果我不同意开战，东条就会辞职，之后将爆发一场大的政变，这样反而引来更多荒唐的开战理由。”

1941年12月1日，东条召开了御前会议，裕仁对决议进行批准：

“基于11月5日《帝国国策实行要领》，我们与美国的谈判并未取得（圆满）结果。大日本帝国将与美国、英国、荷兰开战。”

12月7日晚，罗斯福的和平信件抵达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手中，但参谋本部扣押这一信件长达10小时，故意破坏在最后一刻的努力。裕仁在珍珠港袭击前半小时才读到这封信，但为时已晚。

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远在华盛顿的来栖和野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递交断交信。

六、八十年后回看历史

从日军决定全面入侵中国开始，军国主义的狂热就取代了理智分析，导致日本陷入了战争泥潭。对于日本这个资源匮乏的国家来说，它无法支撑长期战争。在中国战场的僵持，迫使日本必须南进，获取在中国无法充分得到的石油、橡胶等工业原料。

日本原本想撤出中国，但是其受挫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于更大认同的渴望，使得军方极不愿意表现自己的软弱。在过往的历史中，日本从中华文明中吸收到许多营养，包括文字、儒家思想和佛教等。长久以来，中原王朝的强大让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只能仰望，直到近代以来，日本强大，中国衰弱，这使得征服中国对日本来说有着极大的诱惑。

不愿退出中国，就必须南进，这造成了太平洋战争的必然，中间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外交谈判，在几乎不可能调和的国家利益面前，就好像徐徐展开双方的意图，越到最后越是“图穷匕见”。

一场重大的国家赌博是对日本开战决定最贴切的理解。虽然社会因素迫使日本领导人孤注一掷，但他们最终决定跳入火海是有意为之的。日本认为与希特勒交战的欧洲人无法守护亚洲殖民地，日本军方的狂热分子大胆推行侵略方案，并让领导层相信，决策时间拖得越长，日本可获取的用于战争的资源就越少，他们既有绝望的心态，又有赌徒般异乎寻常的兴奋感。

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多次召开高层会议，探讨战争以外的选项，这说明日本领导层心里清楚，与西方开战将无法获胜。绝大多数日本领导人认识到他们的国家走在自杀的道路上，但没有人觉得自己负有足够责任来阻挡这种趋势，他们都寄希望于其他人来采取行动。

裕仁天皇也许可以阻止，但是天皇身边的人建议天皇不要破除规矩，这个决策的出发点在书中一直隐含未明，在我看来，就是为了延续天皇二千多年的名义统治，即使战争失败，也与天皇无关。这一点在日军投降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当年的硝烟已经散去，如今梳理完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决策过程，再度回望从前，历史的一幕幕从眼前飘过，而我自己竟然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