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略显拥挤的周日，从绮春园南门进入圆明园，穿过观水鸟的、赏荷花的人群，一路向北，抵达西洋楼并瞻仰一番后，时间已过去近两小时——这还不过游园一角。

在这片比故宫还要大五倍的土地上，曾有着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的园林建筑组群。然而，1860年后的近百年间，这片土地历经了帝王园居、侵略者及各路豪强的践踏破坏，并一度成为数千农民的居所。园林尽毁。

1976年，圆明园管理处成立，结束了园内混乱的历史。1988年，圆明园遗址公园对外开放。1997年7月，它被中宣部公布入选为中国第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今天，身处日新月异的北京四环与五环之间，圆明园的周遭只有车流，没有硝烟。由一座现代都市包围着，这片园林遗址再度被保护了起来。

2022年7月14日，圆明园遗址公园西洋楼景观区，工作人员在巡视核对遗迹，并观察遗迹是否出现损坏。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荒园

上世纪七十年代，解秀清在圆明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她的家族老屋在绮春园东南角的涵秋馆一带，据史料记载是嘉庆皇帝建来赏秋的场所。

解家老屋被菜地、藕地与核桃林包围，父母在院里种植草珠子与角瓜，也养鸡，下了蛋就卖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师生。老屋东侧的水域则有一大片芦苇荡，“七十年代，好多人提了塑料桶进芦苇荡里边，半个小时后，提着一桶鸟蛋就出来了。”

一整个童年里，解秀清都觉得，圆明园荒烟蔓草，鸟声、蝉声、风声远远盖过人声。那里是自然和儿童的天堂。园内无墙也无门，只有一条窄窄的、南北贯通的土路，刚好容一辆拖拉机开过去。解秀清与伙伴们会下福海游泳，也常骑车去园子东北角的西洋楼，攀爬断垣残壁，坐在海晏堂的大贝壳里互相打趣，说那曾经是慈禧洗澡的浴盆。

她要很多年后才会知道，那些被她的自行车胎碾过的、大得无边无际的荒草地之下，掩藏着的不仅是惊世骇俗的暴行，还有难以估量的文物与建筑遗址。

时间向前拨近三百年。1707年，康熙将北京西北郊华家屯的一块600余亩的土地赐给四子胤禛，命名“圆明园”，取义“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寓意康熙希望胤禛品德圆满、完美明智。

胤禛即雍正即位后，扩建圆明园并常居其中理政。后又经几朝皇帝促成，增长春园、绮春园，合属圆明园总管大臣管理。三园总面积达5200余亩，建筑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比紫禁城多4万多平方米。园内有汉白玉扶手、各色珐琅花瓶、青铜狮子等奇珍异宝，也有河海、崇山与琼楼玉宇等人工自然交错的景致。

“在我们的欧洲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拿来对比这座园林的奢华。”法国将军蒙托邦曾说。

1856年，英法两国政府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由向清政府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9月22日，钢枪铁炮之下，咸丰帝携妻儿及部分贵族官僚逃亡热河，其弟恭亲王奕?留京谈判。10月6日晚上7点钟，法国军队抵达并攻占圆明园。次日，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内开始长达十余日的劫掠。10月18日的早晨，英国军队分散成小股在圆明园内放火，无数宫殿、庙宇、亭榭及凉台付之一炬。

“我们走出圆明园的大宫门，兴奋里带着一丝哀伤，回首望去，只见飞舞跳跃的火苗像一个个奇异的花环，点燃并吞噬了一扇扇大门……火舌呼啸，噼啪作响，仿佛在毁灭中歌唱。”有英国士兵在回忆录中写道。

那以后，历史像一台刹车失灵的列车，拉着清朝，也拉着圆明园，无可挽回地向衰败冲刺。

1873年，清政府试图重修圆明园，终因财力不足而告终。其后半个多世纪，圆明园又遭八国联军、军阀、土匪、兵痞等破坏，并在辛亥革命后迎来大批农民入园生产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圆明园遗址由颐和园管理部门代管。1951年，周恩来对时任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说：“圆明园遗址要保留，地不要拨用了。帝国主义把它烧毁，以后有条件，我们还可以恢复嘛。”同年，北京市政府下令禁止任何机关单位移动圆明园石块。1956年，北京市园林局开始在圆明园内植树。1964年，圆明园遗址交区绿化队管理。

然而，“文革”期间，圆明园遭遇“挖山填湖、取石建屋、侵占土地、盗伐树木”等现象。直到动乱尾声，圆明园俨然已是一座彻底的废墟。

1975年夏天，清史学者王道成初访圆明园时，手头的资料有限得可怜，“只有一张简单的示意地图，划出圆明园的范围，连行走的线路都没有。”

他决意，先去考察圆明园内“最大、最显眼”的水域福海。福海开拓于雍正时期，沿岸仿造了平湖秋月、雷峰夕照等西湖景观，是清廷举办冰嬉、龙舟竞赛等活动的常用场所，历史上的水域面积达34.4万平方米，约等于327个赛用标准游泳池。

如今近九旬的王道成仍历历在目——他踩着小道来到地图所示的福海东岸，大吃一惊，见近岸有一大片稻田，一起风，麦浪一波拱一波。对岸则是几座矮屋，农民正扛着锄头下地。农田之外，满目荒凉。

“福海中央有大小三座岛屿组成的‘蓬岛瑶台’，是仿照李思训的仙山楼阁图建造的，但是在当时，楼阁、蓬岛与瑶台都不见了。”环湖有几棵柳树，粗大苍劲，他估计，或许是百年前就种下的古树。

那是个晴朗的夏日，王道成在福海边坐了一下午，听着啄木鸟“嘟嘟”啄木，也听到阵阵蛙鸣。他想到“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更想到“故宫禾黍，人世沧桑”。

2022年7月14日，圆明园遗址公园内，游船行驶在湖面上，游船是游客游览圆明园的主要交通工具。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公园

荒园的历史在1976年终结。那年11月，经北京市建委批准，圆明园管理处正式成立。

成立元年，管理处有职工二十八人，次年增至四十余人。职工们自己动手，在圆明园东部盖了三十余间办公、生活及管理用房，又在西洋楼区域搭建起2000多平方米的展览室，向公众开放“圆明园园史展览”。

他们找来几辆手推车，在西洋楼清运渣土3000多立方米，又将流散于朗润园的五块石雕巨屏、两件汉白玉方塔拉回，初步恢复了方外观、观水法、大水法等遗址面貌。管理处现存放的几大摞圆明园古建筑样式图纸，也是头一批职工去国家图书馆借阅后，在宣纸上描绘而来的。

此外的时间，职工们种植了大量树木。“70×50厘米的树坑，定额是每人一天挖18个坑，结果平均每人一天完成30个，最多的居然一天挖了59个坑。”原党支部副书记张恩荫回忆，每年，职工们新植树6000株以上。

1980年秋天，王道成去圆明园参会，再一次来到福海东岸时，见四周已然草木茵茵，道路也做了拓宽修整。不过，问题依然清晰可见，“福海西岸出现了一排猪圈，武陵春色的山洞塌了一半，杏花春馆也被夷为平地、成了农田，正大光明殿成了垃圾场，每天几十辆车从北京各地开过来倒垃圾……”园内还有机修厂、锅炉厂、打靶场等。圆明园管理处的数据显示，1980年，园内有7个生产队、270户居民、20多个聚居点及2000多名居民。

同年，圆明园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发起“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的签名活动，据《光明日报》报道，该活动得到了包括宋庆龄在内的社会各界1583人的支持。这是一份决定性的倡议书。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把圆明园遗址规划为遗址公园。次年，福海修复工程开始。

解秀清难忘那场面，1984年12月1日，浩浩荡荡的人群拥在湖底，又或者说，是在一个湿漉漉的大土坑底，“翻几铁锹，就能挖出蛇来。”妇女们扎着红红绿绿的头巾，清出的淤泥被小推车源源不断地推走。而后是修驳岸、放水，到1985年6月，福海已修得初具模样，可以开缆放船了。

1986年，在政府统一安排下，解秀清一家搬迁至离圆明园一条街开外的福缘门。到2000年，圆明园内所有居民均被迁出。

离开后，解秀清渐渐发觉自己对圆明园有一种归宿式的喜爱，她生在那儿，长在那儿；她与园内因“崖秀溪清”而得名的秀清村同名；她上学后，背书、背习题都坐在涵秋馆东侧的小土坡上；还有西洋楼里她触摸过的每一块石头——这一切都在召唤她回去。

四年后的1990年，解秀清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回到已开放的圆明园遗址公园做讲解员。与她一样，圆明园的不少老邻居通过“农转非”政策，陆续加入管理处担任保洁、售票、开游船等工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圆明园管理处每年向北京市各中小学发信，邀请学生们免费进园参观。解秀清会在展览馆向学生们讲解，“英法联军是怎么劫掠、焚毁圆明园的？盛时的圆明园是什么样的？现在的圆明园又是什么样的？”

游园的人气相当旺盛。解秀清在展览馆内兼职卖过纪念品，“都是一毛钱、八分钱的小玩意儿，最贵的也就五毛钱。”一天能卖出2500块的流水。这座昔日戒备森严的皇家园林，在历经侵略者及各路豪强践踏之后，在新世纪的尾声成为了一所面向全体人民的遗址公园。

2022年7月10日，圆明园遗址公园内，游客正在参观西洋楼景区。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问题、讨论与共识

长久以来，一个略显无奈的误会摆在公众面前。“一提到圆明园，只知道西洋楼的断垣残壁。”王道成说，“实际上呢？西洋楼只占全园面积的2%，另外98%都是中式园林建筑。”

鼎盛时期，圆明三园内有殿、堂、轩、馆、廊、桥等各式建筑造型，组成风景建筑群百余处，造景多取于江南园林风貌。“中式园林，要‘虽由人造，宛自天开’。这才是为什么，欧洲人把圆明园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

今天，西洋楼的残垣断壁还倔强地立在那里，而以木为主材的中式园林早已燃烧殆尽，残余的木渣、瓦片也被黄土和草皮掩埋。

2022年7月10日，有游客站在正大光明殿遗址前，望着大片草地、几棵树和一座倾颓的假山，说：“这就圆明园遗址啊？啥都没有。”

管理处成立至今四十余年，类似的发问持续不断。这引申出了一场同样旷日持久的讨论：是否要复建圆明园？是否应该让游客体会到圆明园作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之美？

1980年发出的《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提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进行科学发掘遗址”，并且在有条件时，“修复个别景区作为试点，并清理出若干遗址供游人凭吊。”随即有读者在报纸发声：“研究讨论无妨，整修大可不必。”

此后，学界衍生出“废墟派”与“复建派”之争，前者主张保护“侵略者的作案现场”以记国耻，后者则认为要复建“重现昔日造园艺术的辉煌”。

圆明园管理处文物考古研究中心主任陈辉认为，这是一种真诚的学术讨论：“从展示效果来看，现在园里复建的景观，比如鉴碧亭和西洋楼的迷宫，部分游客肯定喜闻乐见。但是从实际来看，即便要复建圆明园，考量也非常复杂，涉及技术、财政等等。”

2000年，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发布《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提出在一定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恢复和修整，但本着“宜少不宜多”的原则，控制恢复面积在总古建筑面积的10%以内。王道成认为，这是一份折中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

据资料，管理处成立四十余年，已发掘大宫门、含经堂、如园等十余处遗址，并于原址陆续恢复了鉴碧亭、浩然亭、瀛海仙山亭等十余处建筑或景观。

陈辉提到一个更为迫在眉睫的问题：那些已发掘、未修复的遗址，多数只剩夯土地基，靠保护棚、保护罩或是扬尘布遮挡，起临时保护的作用。大雨或高温下，夯土可能出现流失或开裂的现象。

为此，管理处的职工们达成了一种审慎的共识：先谈保护，再议展示。他们通过人工巡检与高科技探头监测，记录夯土的长期变化数据，作为申报保护项目的依据。“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帮助遗址对抗时间，不让它继续毁坏下去。”陈辉举例，经上级审批后，管理处对含经堂的夯土地基进行了包砖、归安、补砌等保护。

那么，经妥善保护之后，如何向游人展示圆明园？

陈辉赞同含经堂的展示方案：虽没有恢复其建筑群组，但游客能清晰地看到遗址的戏台、烟道、排水沟、房屋方位等。

解秀清则希望，在加强遗址保护的前提下，园子里能继续恢复少量如澹泊宁静、武陵春色这样的中式特色建筑，“要让人记住圆明园的悲壮，也要让人看见它的美。”

2022年7月14日，圆明园遗址公园西洋楼景区，工作人员在巡视核对遗迹，并观察遗迹是否出现损坏。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管理处主任邱文忠介绍，为更好地向大众呈现圆明园的历史风貌，传播圆明园文化，未来几年，管理处有几大任务：一是开展圆明园大宫门等区域的保护及展示工程；二是尽快推动圆明园博物馆的建设，策划更多的主题展览；三是数字化呈现圆明园，在对遗址及文物进行三维扫描的基础上，借助科技手段，让游客通过手机、AR眼镜等多种媒介体验圆明园美景。

“另外，我们也要逐步有计划地继续进行考古发掘。”邱文忠说，新的“规划”正在编修当中，“二十年过去了，是否依然像2000年所说，执行10%的恢复，还需要专家来作最新评估。当然，一切新计划，最终都要回归到保护的前提上去。”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何展示圆明园”尚未有标准答案。它已被讨论了四十余年，今后也会被一直讨论下去。

修文物，追文物

2003年，刘阳入职圆明园管理处后，多次去往园内各个考古发掘现场，见到桥梁垮塌、支离破碎，没烧完的木头七横八歪，遍地是瓦片、砖石、瓷片与琉璃碎片。他感到心痛。

那是冰山一角。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开始在圆明园进行考古工作，至今园内已出土各类文物碎片十万余片。

2019年，圆明园管理处启动“修复1860”项目，在专家指导下，对各遗址出土文物进行系统修复。此项目每年一期，目前已进行了四期。

一筐筐“碎得不成样子的”文物碎片被送来，文物考古研究中心先对其进行清洗，而后作大致分类。“动手修复其实是工作的最后一道，如果修复要两个月，我们前期的清洗、分类就要至少四五个月。”陈辉说。

她印象最深的修复文物是一只“绣墩”，即一张附青花瓷坐具。从坦坦荡荡遗址出土时，它已变成大小不一的120多块碎片。拼接期间，所有瓷片被平铺在一张大桌子上，同事们围桌而站，拼图一样地各作尝试。

让科员张可欣比较难忘的则是一枚鼻烟壶，出土于长春园大宫门遗址，是青釉质地的，通透如“阳光玫瑰葡萄”，表面还画着竹林与花卉的图案。那鼻烟壶相对保存完整，科里只对它进行了清洗、补配及作色。

据悉，目前为止，文物考古研究中心共计修复文物六十余件，第五期文物修复项目也即将开始。

更多的文物正流散在外。

2020年12月1日，由知名企业家何鸿燊购买、捐赠的马首铜像正式回归圆明园，被管理处安置于正觉寺内向公众展出。马首铜像被称为“第一件回归圆明园的流失海外文物”。

流散于国内的文物回收工作也在持续进行。陈辉介绍，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依赖于职工们在城中走访沟通，在许多捐赠单位和个人的支持下，管理处已收回文物一百余件。

2003年，刘阳无意中在西单大秤钩胡同的一处院内发现一对汉白玉大石鱼，经院内居民同意，他将石鱼拍照记录。一年半以后，他阅读《十八世纪耶稣会士所作圆明园工程考》时，发现那石鱼原位于西洋楼大水法前，遗失在外已有近80年。经与前述居民多番交涉，2007年，石鱼回归圆明园。

2010年，海淀区八家村拆迁，陈辉接到线索称，一拆迁户家中发现两件石雕须弥座。她赶去调查，发现为圆明园流散文物。多次沟通后，该拆迁户同意归还文物。

2018年，民盟中央办公厅向管理处捐赠两件石刻，上面分别有乾隆与嘉庆的题字。陈辉记得，捐赠仪式当天，民盟的一位干部对她说，自己还是小姑娘时，这两块石刻就在民盟后院，如今自己要退休了，石刻也要走了，“她说这石刻陪了她半辈子，希望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

这是陈辉参加工作以来，最觉动容的时刻。

2022年7月10日，圆明园遗址公园内，游客正在参观含经堂遗址。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从旧园，到新园

2022年7月14日上午，蝉在嘶鸣，脚踝高的草丛里，偶尔冒几朵黄花、几株狗尾草。烈日暴晒下，西洋楼的巨石发烫。张可欣在巨石当中穿行，她熟门熟路，知道哪儿草低，哪儿坡缓。

每月两次，文物考古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对全园遗址进行检查，张可欣与同事两人一组，一直负责西洋楼区域。

下过几场雨，几座废弃的水法池子里积下浅水；肉眼可见的，海晏堂蓄水楼那倒梯形的夯土芯上，落下了雨水冲刷的黑迹；几处石头缝里长出了小草，爬山虎也爬得更高了——张可欣将这些变化记下，再作更细致的观察：石刻、石柱等残余石质构件是否有损坏、丢失或被乱涂乱画？

“建了公园管起来之后，石头倒没再丢过，”陈辉说，“但是哪怕在十多年前，游客在石头上涂画的现象也还是时有发生。”他们只能用专业保护修复手段进行清洗。而今，围栏、巡逻及电子监控将西洋楼的几座废墟牢牢地保护起来，乱涂乱画的现象也被杜绝了。除部分区域的植物需定期清理外，西洋楼的石构件少有大碍。

张可欣手拿一摞检查记录表，每面纸上印着35张不同的石刻、石柱等构件照片。每找到一件对应的石构件，她就在照片下打个钩，意味着检查通过。这样步行近一小时，各类石构件近三百块被检查完毕。

这不是件容易差事，张可欣记得，自己五年前刚入职管理处时，“用了几个月才把每块石头都认出来。”

2022年7月14日，圆明园内，每找到一件对应的石构件，张可欣就在照片下打个钩，意味着检查通过。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张可欣在大学学的是历史文化专业，她说，如今单位的同事里有很多都是90后，许多人和她一样，一方面被稳定的工作吸引，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文博工作的偏爱，“我是学历史的，要是能走进遗址、触摸文物，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文物考古研究中心的工作显然满足了她的愿望。每月巡视遗址，她发现，五年前与五年后，石头们几乎没有变化：弧顶石门、雕花石柱、散落的石构件……以及曾被解秀清与伙伴们当澡盆攀爬的大贝壳，在这里巍然不动，像一种永恒的标志。

有时候，张可欣会做与许多人一样的想象：如果这里从没有被毁该多好？

上世纪九十年代，解秀清曾在展览馆的留言簿上，见到两行生硬的中文字迹：“我来自焚毁圆明园的国家，我为历史上的暴行而感到耻辱，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摆脱重负，把掠夺来的文物归还给圆明园。”她把这句话背了下来。

2022年7月15日早晨，站在福海东岸，已经退休一年的解秀清回忆起此事，荷花、柳影、几只鸭从我们眼前游过，远处有游客在吹笛子。解秀清说，在无人看管的荒园时期，圆明园内也偶有游人，以搞文艺的为主，有画画的、作诗的，也有吹笛子的。

在园半生，解秀清目睹园内发生了不少新意。

园子的主干道拓宽了，可容两辆车对向开过；游客辅助措施如轮椅坡道也建了起来；山形水系的修复完成了大半；植物、花卉也修得更好了，西洋楼一带的两排白皮松长得简直有参天高。

她还为一件小事感怀。1982年，她的姐姐曾在涵秋馆的老屋后种下一棵小枣树。那棵细小的苗儿在拆迁施工中被保留了下来，每年都在长大。

这天，她向我指出，那棵枣树已长得比腰粗了。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