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的同治皇帝）

公元1861年，大清王朝最为悲情的皇帝咸丰，龙驭上宾，大行而去。

咸丰皇帝子嗣不多，存活在世的，只有一个六岁的儿子，名字叫做爱新觉罗·载淳。（即同治皇帝）

由于是先皇独苗，所以载淳小朋友毫无疑问，是皇位的唯一指定继承人。

六岁登基，主少国疑，皇帝不能亲政，就需要别人来帮他管理国家。

此时，朝堂之上，最有能量的势力有三股。

先皇死前，挑了八位大臣，当作新皇帝的执政班底，全权负责皇帝未成年之前的工作事宜，称为“顾命八大臣”。

我们称这股势力为大臣势力。

第二股势力是皇室亲族，皇帝的叔叔啊、舅舅啊、远方亲戚啊，诸如此类，我们称之为帝胤势力。

最后一股势力，来自先皇的老婆，慈禧太后，作为同治皇帝的生母，慈禧在后宫一向很有话语权，我们管这股势力叫做帝后势力。

按理说，大臣负责辅佐皇帝，皇亲负责加强皇权，太后负责管理后宫，大家各司其职，本来小日子过得都挺不错，但大家也都明白，面对年幼的皇帝，三股势力中的两股如果能结合起来，那么就能把三足鼎立的状态打破，变成一家独大，彻底掌控朝政。

而率先打破这种僵局的人，正是慈禧太后。

自己单干恐怕胜算不大，慈禧找到了自己的好姐妹，同为太后的慈安，俩人联名上书，要求垂帘听政。

八大臣主管大清朝政，看了慈禧太后的要求，纷纷拒绝。

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本朝自开国以来，就没有这样的先例。

就算有，你慈禧能和当年的孝庄太后比吗？

再说了，我们也信不过你啊。

没想到慈禧不依不饶，天天上折子，希望自己可以参与到朝政事务中来。

八大臣一看，你想垂帘听政是吧？那好，我们辞职，我们不干了，你来吧。

这八位重臣掌握着朝廷的命脉枢纽，如果突然撂挑子不干，肯定会对朝政造成影响，慈禧一看，只好让步，不再提入主朝政的事儿了。

在太后和大臣们的第一轮交锋下，大臣们完胜。

但八大臣没想到，之所以他们会赢，是因为慈禧故意输给他们的。

而输给他们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麻痹大臣，替自己争取时间。

表面上，慈禧太后被大臣们彻底打败，只能灰溜溜地待在后宫里，而实际上，慈禧太后暗中勾结了不少朝中臣僚，亲王、大学士，户部、刑部、乃至紫禁城的兵戎卫队，全都成了慈禧太后的党羽。

所谓“趁你麻痹要你命”，很快，慈禧太后趁着八大臣放松警惕，雷霆出击，直接把八大臣给收拾了。

八位大臣两位自尽，一位处斩，四位停职，一位调任外地工作。

慈禧当家了。

（慈禧太后）

这段时间的慈禧同志还是比较老实的，因为毕竟刚刚掌权，所以一时之间并不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

这个在未来会搅动近代风云的女人，此时此刻，只不过是想享受一下垂帘听政的快乐罢了。

皇帝和太后相安无事，清朝内部也无大事发生。

当然也不可能是一点事儿也没有。

清朝各地都有造反和起义，加上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国内情况一直不是很乐观。

但好在这一时期有像曾国藩、左宗棠这样忠心耿耿，且非常负责任有能力的大臣们，作为大清王朝忠心不二的打工人，他们专业为皇帝擦屁股，属于是大清王朝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国内的叛乱起起落落，宣告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也被镇压。

然而好消息不止这一个。

在之前的道光、咸丰两朝，西方势力屡屡冲击，这帮穷凶极恶的外国人在中原大地犯下了滔天罪孽，又圈地又要钱，完了还得签条约，西方国家步步紧逼，清廷只能连连退让。

到了同治一朝，中外之间的关系终于步入了一个缓冲期，外国人要钱给钱，要地给地，逐渐趋于满足，不再闹事儿，国内的起义运动也都宣布告吹。

皇帝突然发现，天下似乎太平了，自己似乎可以干点正事儿了。

要知道，能在近代史中谋得一段喘息的时间，是非常不容易的。邻国日本，正是抓住机遇，搞起了明治维新，才走上了强国之路。

中国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开始搞变法革新，清政府当然也不能错过这段宝贵的发展期。

清朝决定，开启新时代，改革变法，不说恢复大清帝国往昔的荣光，至少不能再受洋人欺负。

改革第一步，成立新机构。

以往的六部，兵工礼吏刑户，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求，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必须要搞个新部门，于是，总理衙门诞生了。

总理衙门管得很多，但总结来说一句话，这是大清正牌挂名的外交部。

（总理衙门）

光搞个新单位，不叫改革，要改革，必须要闹点大动静，于是，一场名为“洋务运动”的改革开始了。

洋务运动，这是初中历史的必修内容，但初中历史只说清政府发起了洋务运动，并没说洋务运动具体干什么了。

其实很简单，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洋是西方，务是学习，所以洋务运动就是一场学习西方主义的运动。

外国人搞军工厂，清朝也在上海、福州等地开办军工大厂。

外国人造船，清朝就挂牌成立福州船政局。

外国人搞发明，清朝也不能闲着，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西安机器局一个一个都开了起来。

国家要发展，光是硬件条件上来也不行，软件也得跟上。

什么是软件？当然就是人才。

整天在私塾里学习之乎者也的秀才们已经不能满足清政府的需要，大清急需一批近代化专业人才。

那么请问近代化人才从哪儿来？

两个渠道，一是咱们自己培养，二是咱们派人出去学习，学成归来，为自己所用。

（留洋学生）

清政府双管齐下，先办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再派一堆小朋友出国留学。

除此之外，政府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广泛翻译外国书籍，架设电报，修建铁路。

看来清政府终于肯转变思路了。

以前是西方国家破门而入，清朝被迫开门，现在变成了大清主动打开大门，走向世界。

但本质上，洋务运动仍然是失败的。

从微观的角度来讲，洋务运动一直处于模仿阶段，人家外国人干什么，大清就跟着干什么。

这属于是“一直在模仿，从来不超越”。

结果模仿来模仿去，一点创新精神也没有，搞来搞去，都是别人玩剩下的。

况且，清廷只愿意学习西方的技术，而对于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化，他们都不允许。

皇帝和大臣们都徘徊在一个状态里，那就是在封建王朝的桎梏中因为有所创新而洋洋得意。

而从宏观的角度来讲，事实更加发人深省。

如果我们看过一些近现代的史料，会发现绝大多数文献，会把洋务运动定性为清朝统治者在公元19世纪发起的一场自救行动。

什么叫自救？

自救的意思就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权力。

本质上，清政府这么来来回回的折腾，目的还是为了自己，为了封建王朝自身的发展，而不是希望改革能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好日子。

救自己，不救百姓。

动机不良，目的不纯，焉有不败之理？

但这和同治皇帝关系倒不是很大，因为他毕竟只是一个小孩子。

我曾经看过很多历史学者的讲座，以及一些院校非常专业的历史学术论文，里边的有些内容我着实不敢苟同。

一部分文史工作者，指着历朝历代三到五岁的儿童皇帝，严肃批评人家当皇帝不认真不负责，是妥妥的亡国之君等等。

恕我直接，很滑稽，也很搞笑。

这些论调和大唐亡于杨玉环，大明亡于张居正一样可笑。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也绝对不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退。

一个王朝的覆灭绝对不会全责在一个人身上，而把王朝灭亡的恶果推到一些裹着尿布，连上炕都费劲的傀儡皇帝身上，更是无稽之谈，贻笑大方。

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要为同治皇帝辩解。

（同治皇帝）

十三年的皇帝生涯中，他的人生是有幸的，也是不幸的。

有幸在于，历来皇权争夺，凶险万分，刀光剑影，喋血宫廷者，大有人在，但身为独苗的同治，登基之路却异常顺利。

他钟鸣鼎盛，雍容尊贵的生活来得非常容易。

但过得好，只是皇帝这种职业的基本要求，而能不能让自己治下的国家变得更好，才是人们对于皇帝的基本要求。

很显然，同治皇帝并没有达到这种要求。

他幼年丧父，冲龄登基，处在权力交接的内乱中，之后又有母亲慈禧一家独家，自己基本上没干成什么事儿。

如果非要说把洋务运动、同治中兴这样的词安排给这位皇帝的话，我只能说，洋务运动很失败，同治中兴没意义。

洋务运动是一场不着头脑的模仿秀，而同治中兴更像是大清王朝对自己的自我吹捧。

但你要明白，我这么说，不是批评清朝，批评同治，反而，同治皇帝是我为数不多比较欣赏的帝王。

在他短短十九年的人生岁月里，他敢尝试，敢求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有些帝王终其一生，只会把自己关在幽深的宫廷之中。

而同治，已经打算迈向世界了。

就算有人认为他是个失败者，但我仍然觉得，同治和之后的光绪皇帝是那个时代的先行者，他们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图强探索了道路，哪怕，只是小一段。

历史会在乎这一小段。

历史会铭记每一个熠熠发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