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学术身份之勘定与复原

作者：王锟（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传授、江南文明研讨中央研讨员）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浙江金华人，生存于元明革鼎之际。他前半生处于山林官方，后半生居于台阁要职，达至立德、立言、建功之“三不朽”，彪炳史册。同时期名士，学问与功业均隆盛者，莫如宋濂。但是，在中国头脑史上，宋濂的学术身份归属颇有争讼：即宋濂是文人照旧儒者？宋濂是陆学照旧朱学？宋濂对否为佞佛崇道者？围绕此三成绩，学界对宋濂产生了诸多曲解。兹寻绎其学术之头绪，勘定曲解，以复原原来相貌。

宋濂是儒者不是文人

宋濂善文，终身写下了多量的记、题、辞、箴、序、跋、论、辨、传、铭、志、颂及古诗，不仅量多（合一百四十卷，今存一百零六卷）且质优，众人真爱传诵，俨然当世文宗，人称“宋教师”。明太祖朱元璋推许他为开国“文臣之首”。黄宗羲说：“昔也宋金华（宋濂），文章莫与雠。”（《次徐立斋教师见赠》，《南雷诗文集》上）以为宋濂的文章无人反抗。黄宗羲之子黄百家也说：“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文与道相离，文显而道薄耳！”（《北山四教师学案》，《宋元学案》卷八十二）作为金华之学许谦（白云）的后学，黄氏父子将宋濂视为“文人”。受明太祖及黄氏父子评价的影响，人多把宋濂视作“文人”，以为他不器重儒学。内幕上，宋濂虽善文，但更醉心于六经。他本人平常“存诸心，著诸书，六经；与人言，亦六经”（《白牛生传》，《宋濂全辑》卷十六）。尤不喜他人以文人称呼，他说：“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穷之而未尽也，圣贤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同上）宋濂的志向不是成为文人，而是成为穷天地之理、发愤做圣贤的“真儒”。宋濂以为，儒可分为游侠之儒、文史之儒、奔放之儒、智术之儒、章句之儒、事功之儒、品德之儒七类，而游侠之儒如田仲、王猛，文史之儒如司马迁、班固，奔放之儒如庄子、列子，智术之儒如张良、陈平，章句之儒如毛苌、郑玄，事功之儒如晏婴、管仲，这些都不克不及归入真儒，唯有万万世所宗的孔子才是品德之儒，品德之儒就是真儒。他说：“我所愿则学孔子也，其道则仁义礼智信也，其伦则父子、君臣、匹俦、长幼、伙伴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则身可修也，家可齐也，国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愿则学孔子也。”（《七儒解》，《宋濂全辑》卷七十八）宋濂把仁、义、礼、智、信五德，把父子、君臣、匹俦、长幼、伙伴五伦，把修、齐、治、平的实践看作真儒之道，发射“我所愿，则学孔子也”的叹息！宋濂对好友胡翰倾吐说，本人对世俗所倾慕的尽情声色、建功立业、诗赋文章、章句训诂、奔放成仙等事毫无兴致，一生孜孜以求的便是继朱、张、程、周而上溯孔孟，成为真儒！另有，宋濂主张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他所赞同的文是“载道之文”而非“辞翰之文”，以为如六经那样的载道之文，字字句句无不干系到“存心养性之理，穷神知化之方，天人以为之机，治乱存亡之候”，（《徐传授文集序》，《宋濂全辑》卷二十九）干系着补世教、扶民彝、淑民意，有致君泽民的实效，即使司马相如、杨雄、欧阳修、苏轼的辞翰之文难以与之反抗。清人王崇炳在《金华征献略》中指出，若翻阅《宋濂全辑》所收文章，察看其处世为人，与同时名辈之多所赞同，宋濂的确文行兼优，可谓“出色闻道之大儒也”。

宋濂是朱学不是陆学

宋濂不仅是儒者，并且是有剧烈道统熟悉的儒者。他以承继孔—孟—周—程—张—朱一系之道统为一生寻求，以为朱子集周敦颐、二程、张载头脑之大成，是孔子之道的真正承继者，故朱子是“孔子之孝子”！在儒家道统谱系中，宋濂将朱子与孔子并列，可见朱子在他心中的位置！宋濂在《龙门子凝道记·段干微》中以宽广的学术视野，对宋元诸家道学流派举行辨正估测。他批评王安石的“金陵之学”牵强附会经书而违反孔子之教，其发起“功利”使天下孜孜于私利而忘记为国，宋代亡国之祸肇始于此。以为三苏“眉山之学”文辞才华识见很高，缺陷是深受纵横家影响而不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永嘉之学优点在于考据推许先王经制礼乐，却无视了孔教心性之基本。永康之学优点是英气万丈、勇于抗战，缺陷是对先王以品德安民学说不克不及了解。陆九渊兄弟的“金溪之学”优点在于初心光芒、制行高严，缺陷是致知穷理下光阴不够。张九成的“横浦之学”虽“清节峻标，足以师表百世”，缺陷是儒佛殽杂而不分。指出金华之学“由经明物理，订史求实用，由道问学而达至尊品德，事功性理不成偏废”，取得濂洛之学正宗。总之，宋濂对道学其他流派多有批评，唯一定“金华之学”是濂洛之学的正宗，吕祖谦以及承继朱子学的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四教师是金华之学的干城，表达了他承继金华之学的剧烈愿望。可以说，宋濂由金华之学而推许朱子（包含吕祖谦），并把承继绍述朱子学（包含吕学）作为本人的愿望和实践。宋濂转益多师，虽从黄溍、吴莱、方凤学文，但因闻人梦吉而获闻王柏之学，因柳贯而获闻金履祥之学，他切身拜谒晚年卧病的许谦，并因方麟而获闻许谦性理之学。从师承渊源上看，宋濂是金华四教师后学无疑。宋濂私淑吴师道、张枢，与他交友的戴良、王袆、朱丹溪、章溢、欧阳玄、胡翰、苏伯衡、吴沉等人都是金华四教师的后学。

宋濂对理、气、心、性、太极、阴阳的讨论会合在他的理学论著《三问对》中。《三问对》是他承继创造朱子及其弟子蔡沈之言而成，是对《太极图说解》的阐发。宋濂主张“太极即理”，反对陆九渊的“太极即中”；以为“无极而太极”就是“没形而有理”，“无极”是对“太极”的修饰词，反对陆九渊以为“无极”之词为多余的看法。他主张太极是一阴一阳之以是活动的枢纽。宋濂的太极论，完全来自朱熹的太极观。另有，他在分析理气先后干系时所展现的某种分歧和被动心思，与朱子几乎一样。在心性论上，他主张“性气兼论”，分明遭到朱子“论性不管气，不备；论气不管性，不明”之看法影响。宋濂的“仁说”，以为仁是“心之德，爱之理”，“仁包四德”，并以“天地生物之心”说仁，这些命题几乎都来自朱子的仁说。

的确，宋濂说“天地，一太极也；吾心，亦一太极也”（《赠云林羽士邓君序》，《宋濂全辑》卷二十五）。“人世之理，其有出于心外者哉？”（《夹注辅教编序》，《宋濂全辑》卷二十七）这与陆九渊“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心外蛮横”的表达十分相似，他遭到陆九渊的启示是无疑的。但是仔细分析便发觉：宋濂排挤象山的“心即理”而主张“心具理”。在宋濂看来，纪律本体（“理”）不是“心”本身，而为“心”所“具”，“理”包容于“心”。简言之，宋濂的心学更接近朱子而不是陆九渊。而宋濂“六经皆心学”的主张，也不是来自陆九渊，而是遭到吕祖谦“六经源自于民意”、“求心性于经史”的启示。由此，把宋濂归属于陆九渊心学一派或将其归为“补救朱陆”是有成绩的，他属于朱学确定无疑。

宋濂深化佛道却不佞佛崇道

元代士人多读佛道之书，常往来于佛道之间，颇有和谐儒佛道三教之心态。必需指出，士人读佛道之书并与僧道交往，不一定就能证实服膺佛道。若以佛道之交往亲密就推论或人服膺佛道，是倒果为因的推论，这必要精密分析之。四十余岁为规避朝廷的征召，宋濂公开声称做“羽士”并入仙西岳隐居，著作《凝道记》（注意：此书不是道家之作，而是儒家之书），乃至常行“佩吃法”养生。当有人批评他“佩服”时，他却区分了儒、道的不同，以为道家的“佩服”是“窃阴阳之和，以私一己”，而他的“佩服”是“运量元化，节宣四时”，是与天地之气同流，参赞天地万物之化育（《月崛记》，《宋濂全辑》卷五）。简言之，宋濂以为道家“佩服”是私己，儒家“佩服”是行天下之大公，他更服膺于儒家。

宋濂自幼即熏染佛教，至中年已深化经教。他三次阅尽大藏，广泛笼络禅教释子，其内学修养不凡人所能及。黄宗羲说：“明初以文章作佛事者，无过宋景濂。其为高僧塔铭，多入机锋，问答雅俗相乱。试观六朝至于南宋，碑释氏者，皆无此法。”（《山翁禅师文集序》，《南雷诗文集》上）宋濂的佛学修养在宋元明算账学家中无人比肩。宋濂偶尔自称“无相居士”，但却不平膺佛学。当他被人批为学佞佛而不正时反驳说：“我虽口之，未尝心之，何其偏也。”宋濂虽主张“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送璞原师还越中序》，《宋濂全辑》卷二十五），但照旧严厉区分儒家与佛家。他说：“佛家论性，与吾儒论性不同。儒之论性以理言，佛之论性以虚灵知觉言。然究其以是虚灵知觉者，何也？神也。人若能与其神字契勘得破，则知佛所谓法身者，此也。主人翁者，此也。金刚不坏身者，此也。原本相貌者，此也。”（《心经句文》，《宋濂全辑》卷八十五）他以为，儒家的性即理，是仁义礼智信之理；而佛家的性是指虚灵知觉，是神识。内幕上，正由于宋濂深研儒佛道三教，才干从儒者态度真正洞察儒与道、儒与佛之界线差别，不简便和谐三教而将儒殽杂于佛道。他的学侣刘基以为，宋濂“主圣经而奴百氏，驰骋之余，取佛老语以资戏剧，譬犹饫粱肉，而茹苦荼，饮茗汁耳”（郑楷《宋教师致仕潜溪》，《宋濂全辑·潜溪录卷二》）。可见，儒学是宋濂的“主菜”，佛道只是“调味品”罢了。

一言以蔽之，宋濂不是文人，也不是羽士，更不是居士，而是儒者。他从一个真正儒者严苛的态度，来厘清儒与文、儒与道、儒与佛的差别和界限。固然，宋濂不是儒佛道的补救者，也不是陆王心学的过渡，而是金华朱学、吕学的集大成者。

《光芒日报》（ 2023年01月28日11版）

泉源： 光芒网-《光芒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