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航海时代出现之前，全球海洋贸易网络一直由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维持，中国与印度因同处于亚洲大陆。

早在汉代便开始了贸易往来，而后在15世纪欧洲人发现印度大陆并在17世纪开始了中国、印度、英国之间的海上贸易，18世纪英国在海洋贸易的基础上进行了殖民扩张。

首先，“丝绸之路”一词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代指陆上丝绸之路。随后法国汉学家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提出将丝绸之路分为陆路和海路两条线，“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就此产生。

“海路通道东端自中国沿海港口，从东南沿海港口起航，往南穿越南海，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地区，远及东非、欧洲”，得益于海运的承载量优势，陶、瓷器等大宗商品得以远航输往西方，“海上丝绸之路”也又得名“海上陶瓷之路”。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串联了亚、非、欧三大洲的海上交通路线，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交流的见证者。

由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东南亚各国距离较近，据《汉书》所载，早期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为广东的徐闻和广西的合浦。

其中的“都元国”一般被认为是今越南南忻的滨海地区；“邑卢没国”在今泰国湾西北的滨海地区；“谌离国”和“夫甘都卢国”皆为今缅甸南岸；“黄支国”一般被认为是今印度东南部科罗曼德海岸；“已程不国”则为今斯里兰卡。

可见这条汉代的海丝路线从中国的广东徐闻和广西合浦起航，经中国南海，过马六甲海峡，最终到达印度洋海域的印度和斯里兰卡，形成了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连接线。

说明我国从汉代汉武帝时期开始便有了与印度的海上交往路线，并且这一条中国、印度海上之路的中国起点为广东，是18世纪潘趣酒碗出口的港口，而印度一端也正是作为潘趣酒起源地的科罗曼德沿岸，可见这条汉代航海路线为18世纪中、印的潘趣酒碗海上贸易路线打下基础。

三国时期，印度与中国岭南地区的商贸更加繁荣，据《太平御览》中所引的三国时期《南州异物志》佚文：“南州异物志曰，外域人名船曰舡，大者长二十馀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

可见当时岭南地区海外贸易船舶体量之大。

唐代，由于陆上丝绸之路被奥斯曼帝国阻断，海上丝绸之路愈加重要，唐开元二年市舶制度建立，海上贸易开放，还开辟了“广州通海夷道”，可以从广州经过马六甲海峡跨越印度洋，到达印度半岛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并直通波斯湾和东非海岸，“乾封三年，五天竺皆来朝。

开元时，中天竺遣使者三；南天竺一，献五色能言鸟……北天竺一来朝”，中国继续与印度保持海上贸易并且印度频繁派遣使者来唐，潘趣酒的发源地科罗曼德海岸的阿里卡曼陀港古代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唐代越窑青瓷碎片，证明了唐代中国与印度之间存在青瓷贸易。

广州也成为重要出口港口，“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作‘China’。”

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术与航海术极大提高，并且罗盘导航广泛应用于航海，当时印度次大陆各国为中国文献中的“西天诸国”，多与宋、元王朝进行朝贡贸易，印度曾发现3处中国古钱窖藏，多为宋钱，这都印证了宋元时期中印的海上交往。

当时的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世界港口，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游历中国，认为广州比威尼斯大三倍，“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的船舶多”。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来到广州，认为广州最繁荣的是瓷器市场，由此运往印度、也门。从明朝永乐三年开始，郑和七次下西洋，足迹遍及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和非洲东海沿岸各国。

同时15世纪也是欧洲人海洋扩张的时期，葡萄牙、英国、荷兰、西班牙等国相继在全球展开海上扩张和殖民活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被纳入到全球海洋贸易网络。

瓦斯科·达·伽马受葡萄牙国王之命寻找东方基督教之王并且前往印度获取香料，他们一行人在1497年7月8日从里斯本出发，11月22日绕过好望角后又依次绕过地中海沿岸及阿拉伯半岛并在1498年5月20日抵达印度的科泽科德，成为第一位从欧洲远航至印度的人。

中国瓷器在海外市场的持续繁荣和全球海洋贸易网络的兴盛，导致中国瓷器在沿线国家不断传播，尤其是江西景德镇瓷器，万历年间葡萄牙人获得澳门居住权后，开辟了“广州—澳门—印度果阿—葡萄牙里斯本”航线，以澳门为中转中心，在广州购买瓷器并向景德镇订购瓷器再从广州运至澳门出海，通过东西方贸易航线运输至欧洲。

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藏有一幅塞尔登地图，是重要的明代东西洋航线图，描绘了在地理大发现影响下17世纪中国人所认识的世界。

塞尔登地图以南中国海为中心，绘制范围北起西伯利亚，东北至日本列岛，南至印度尼西亚爪哇和马鲁古群岛，西南至菲律宾群岛，西至缅甸和南印度。

该图东南亚地区的菲律宾、婆罗洲、越南、马来群岛等位置都与现今精确的东南亚海岸线地图相差无几，并且福建泉州下的黑点标识作为各航线的起点，泉州成为了明朝主要港口。

“在这个世纪，中国唯一的地图显示出的中国通往印度洋的航线，就是从泉州出发的”，可见当时借助罗盘航行技术，中国对于东南亚海域的地理状况已经达到了熟知的地步，图中明确标注了江西、福建泉州、广东广州等与瓷器贸易相关的地区。

说明当时中国与印度洋往西至阿拉伯海的海上贸易盛行，这些地理信息为18世纪中国至印度再往欧洲的海上瓷器贸易打下基础。

明朝中国出口陶瓷贸易兴旺，尤以青花瓷为大宗，通过海路运输至亚洲东南亚地区、非洲和欧洲，当时在印度果阿“有一条街都是这些印度异教徒，他们出售从中国运来的名贵瓷器”，可见当时中国瓷器在印度外销的数量之多。

这一时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鼓励对外贸易与航海探险，英国与其他欧洲各国保持贸易，并积极与印度、南洋和中国建立直接商业联系。

1573年威廉·布尔发布《论海上霸权》，指出从英国到中国的5条途径：一是葡萄牙人专用的取道好望角；二是西班牙人专用的取道麦哲伦海峡；三是通过北美的西北航道；四是通过俄罗斯的东北航道；五是通过北极的北极航道。

最终英国人选择了第三条绕道北美的西北航道，在1576年成立的“中国公司”和英国政府的共同资助下，1577年马丁·弗罗比舍带队出航，但未能到达中国，而是抵达了加拿大的巴芬岛。

伊丽莎白女王在1583年和1596年多次派遣商人和使臣随东方探险队出航，通过好望角驶向东方，并带去了给莫卧儿帝国皇帝和中国皇帝的信，以表贸易的热忱，但在印度被葡萄牙人逮捕而失败，新信件都未能送达中国。

英国儒略历1600年12月31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获得了英国王室给予的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所有亚、非、美三洲的15年贸易专利特许，标志着英国向东方的扩张。

1607年3月，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派遣三艘船驶向印度，“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第一次访问印度”，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取大量的香料、硝石、靛青和布匹。

据日本学者羽田正研究，“在最初的十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利润率高达155％”。

英国从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贾汗吉尔处获得大量有利的贸易条件，并在科罗曼德海海地区租借土地，设立商馆，并被免除贸易关税，使得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繁荣发展。

1610年到1630年,曾有英国商人两次带来英王詹姆士一世致中国皇帝的书信，但因没有中国人翻译和传递而失败。

崇祯八年，英国商船经好望角到印度并通过马六甲海峡来到中国澳门开始贸易，康熙十五年达到广州，这条航线一直延续到18世纪。

明朝规定粤海关进出口税率一般不超过货价的4%，但还需征收大额度的船钞与规礼银，这使得英国商人收益受损，于是在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直接对华通商，在广州设立商馆，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特别委员会成为执行中英贸易与外交的专门机构。

18世纪的英国对华贸易日益扩大，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在英国大受欢迎，英国成为清朝的最大贸易国，18世纪的中英瓷器贸易成倍增长，约有2000多万件中国瓷器在17世纪时出口到欧洲。

到18世纪，从清康熙四十七年至清嘉庆七年，欧洲在这一个世纪进口中国瓷器约有一亿件，而16世纪至18世纪，被运往欧洲的瓷器多达三亿件。

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瓷器趋之若鹜，尤以产自景德镇和广东的瓷器最受欢迎。

虽然明清两代均实行一定程度的海禁政策，但巨大的市场需求使得英国东印度公司仍频繁与中国进行瓷器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印度作为中转站和贸易港，“在获取贸易港的同时，从1760年左右开始，英国人就尝试在印度与中国之间建立海路据点，而马六甲海峡就是其中的关键点”，由此形成“广州—马六甲海峡—印度—好望角—英国”的航线。

现在东亚海和印度海域中发现的18世纪古代沉船中出现的众多中国瓷器和印度香料，都可以证明这条航线的存在。

如在红海沿岸萨达纳群岛发现的约1760年的古代沉船，其中包括了大量中国清代瓷器、大型储藏罐和绿色玻璃瓶，还有咖啡豆、印度香料（胡椒、香菜、小豆蔻和肉豆蔻）等货物遗存，专家推测该船应该从中国到印度再往埃及或者欧洲，但沉没在了红海沿岸。

该时期前往英国的商船除极少部分是跨过太平洋到拉丁美洲再横渡大西洋到达英国外，但大多数都还是沿用17世纪的好望角航海路线，此条航线路程较短，且沿路的国家和地区较多，可以得到东方多国的贸易物资，并都可作为中转站休息。

通过在南海和非洲沿岸发现的众多清朝沉船瓷器便可佐证这条航线的存在，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格里芬号”于1761年在从广州返回伦敦的途中沉没于菲律宾和乐岛一带，该船出水的瓷器涵盖了青花瓷、中式伊万里瓷、粉彩等，器型包含了各式碗、茶壶、咖啡壶、茶叶罐等。

18世纪后半期开始，为获取新的市场和原料，与中国通商成为英国“国家政策的主要目标”,为摆脱广州一口通商的限制。

1792年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寻求扩大中英贸易的机会，但乾隆皇帝全部拒绝，最终失望而归。根据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见闻记录所载，他们也是从广州经马六甲海峡过好望角返回英国的，更加证实了这条沟通中国、印度、英国海上贸易线路的准确性。

18世纪是中国、印度、英国海上瓷器贸易的繁荣时期。瓷器贸易作为强大经济驱动力，推动中国、印度、英国的海上贸易网络不断发展，但中国严格的海禁政策严重损害了英国的利益，为1842年鸦片战争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被迫向英国“五口通商”埋下隐患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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