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敦愿｜夜与梦之神 ——鸱鸮
《文物中的鸟兽草木》（刘敦愿著，郑岩编）克日由四川人民出书社出书。
刘敦愿（1918—1997），湖北汉阳人。山东大学汗青系、中文系传授。着名汗青学家、考古学家、美术史学家。刘敦愿教师在投身古时美术方面研讨的同时，写过很多关于古时动植物题材的文章，这些文章如沧海遗珠散落在刘敦愿教师学术的终身。
本书编者、刘敦愿教师学生郑岩传授表现，“教师经过形貌图像的作风，分析其意涵，来推想前人对天然资源的熟悉、变革与使用，复原彼时的生态情况与社会生存，追踪古族的征伐与迁徙，再现悠远的宗教礼仪与信心，展现出考古质料多方面的代价。”《汹涌讯息·古时艺术》节选书中《夜与梦之神 ——鸱鸮》这一篇章予以刊发。
枭，俗称猫头鹰(图1），古名鸱鸮（音chī xiāo），也简称为鸮或鸱。在中国，长时以来，枭被以为是形貌与声响都很昏暗的不祥之鸟，因此表如今古时花鸟画方面，从不见刻画，陶瓷、刺绣等工艺品与官方艺术也不必作纹样母题。到了近代，只管封建研讨证实枭类是捕鼠能手，是应加保护的一种益鸟，但传统的封建头脑，至今仍旧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考古遗址的提高，日益丰厚起来的地下出土材料改动了人们的观感，考古发觉证实在太古的光阴里，内幕并不是如此。在公元前第二个千纪的后半叶，在商代后期（殷墟文明期）以及西周初期的艺术品中，枭类题材是很盛行的，无论是写实的雕塑艺术品，照旧以青铜器为主体的装饰艺术品，大多制造精工而外型精巧（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从中吸取多益的养分，作为艺术创作的参考），反应出枭类在中国古时曾遭到人们的崇拜与喜好，同后代那种对它的藐视与厌恶，构成剧烈的比力。这个成绩很值得探究。
图 1 种种猫头鹰
一
枭类题材艺术作品的丰厚与精良，与中国古时的宗教崇拜关于夜禽的器重有着亲密的干系。
猛禽是食肉的鸟类，此中昼禽如鹰、隼、雕、鹫之属，它们的性情鸷烈，姿势强健，回翔天涯，搏击迅猛，为大天然增加壮观，予人以深入的印象。因此，自古以来，在文学、艺术与宗教崇拜中，天下性地遭到器重，直到今天照旧云云。至于此中的夜禽枭类就不然了，由于其形貌奇异、鸣声刺耳，又在夜间举动，相形之下就不那么遭到器重，乃至还招致人们的厌恶，引发一些曲解与反感。这些都是我们平常生存中所能发觉到的事变。
虽说云云，但由于年代的不同，民族与地区的不同，宗教崇拜与习俗习气也有所不同，何况人们关于某些生物的好恶也不是安稳安定的，而是随着社会的提高、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厘革的，情况十分繁复。
猛禽中的昼禽，在中国古时也曾遭到过称赞，比如《诗经 ·风雅 ·大明》形貌商周之际武王伐纣时的情形说：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小雅 ·采芑》形貌西周时期，元老方叔出征猃狁、荆蛮的军容时说：
（鸟穴）彼飞隼，其飞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车三千。
但是，在中国古时并没有把鹰隼之类的猛禽加以神圣化，约莫因此之故表如今艺术上，明白可以确认是鹰类的作品屈指可数。陕西华县仰韶文明遗址中曾出土过鹰形的陶鼎（图2），躯体扩展作为容器，细弱的双足与下垂的尾羽构成鼎足，泥丸贴成双目，炯炯有神，雅观与实用团结得很好，应是中国最早的鸟尊；实用之外，有无宗教方面的涵义不详。新石器年代后期，约莫属于典范龙山文明的一批刻纹玉圭与透雕玉佩中，多次发觉关于鹰的刻画——雄鹰抬头向天，钩喙上指，两翼微敛，双足向外分张，趾爪坚忍上心，英姿勃发，予人以深入的印象；因系传世品，不知出土地点，因此年代暧昧不明。厥后有了日照两城镇玉锛的发觉，用刁难比参订，学者们以为应是龙山文明体系的遗物，并与鸟图腾崇拜习俗有关，影响及于商周时期（图3）。这一“假说 ”固然还缺乏旁证，但东部沿海地区在特定的时间内，曾盛行过关于鹰的崇拜，这种约莫性却是存在的。不外表商代与西周青铜器中，无论是鸟纹照旧鸟尊中，可以明白指为鹰隼的几乎没有，只在玉器中几多有些体现，可见这一崇拜已渐渐散失掉了。春秋后期青铜器中，曾发觉一件制造精工、布局乖巧的鹰尊，从这个铜器铭文 “子乍（作）弄鸟 ”来看，制造目标显然是为了观看，而与宗教崇拜不关，别的还发觉过一些鹰首壶，实质想也相近（图4）。至于西汉时期的绘画艺术中，如河北定县出土的金错车饰图像中，曾见到野生形态的鹰；山东汉画像石艺术中所刻画的，则都是征服了的鹰，只是狩猎场面中的一个构成局部，那就更没有什么奥秘的意味，在艺术体现上也显得缺乏出色。
图 2 黑陶鹰鼎
图 3 先秦时期的鹰形玉器
至于作为夜禽的枭的情况则大不一样，有关的艺术品数目标丰厚有些出乎意料。最早的艺术品也见于仰韶文明时期，陕西华县出土了鹰鼎之外，也出土了枭头陶塑。这件陶塑作半球形，双目向前，并有羽毛构成的眼盘，划出耳孔，以锥刺纹表现褐色羽毛上的斑纹，枭的特性光显，体现伎俩简洁（图5）；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的仰韶文明时期的陶塑鸟头，双目圆大，深深凹入，支配并列，所体现的仿佛也是枭（图6-1）；辽宁阜新红山文明遗物中，发觉小型玉饰中有刻作翱翔状的枭（图6-2）。由此可见，猛禽中的夜禽，也与昼禽一样，在中国史前时期便已遭到人们的器重。
图 4 春秋后期“子乍弄鸟”尊 美国弗利尔博物馆藏
图 5 史前时期的鸮形陶塑
图 6 史前时期的鸮形陶塑和玉饰
在此之后很长的一个阶段里 ——新石器年代后期与青铜年代早前（二内里文明期），致使商代早中期（二里岗文明期），情况不详。
到了商代后期（殷墟文明期），以青铜器为主体的装饰艺术发达崛起，其上的纹样以生物题材最为丰厚，主要是鸟、兽与匍匐生物，一局部的另有昆虫。鸟类中，枭类题材特别丰厚，凤鸟反而很少，如上所言，明白可以指定为鹰类的几乎不见。枭的外貌，无论是写实的，照旧装饰性的，特性都十分光显突出 ——双目向前，并有圆大的眼盘，屹立在头上的毛角（枭类有长耳鸮、角鸮，也有无角的，但都有眼盘），与其他鸟类极易区别。此中少数的是白石镌刻与小型玉饰，最多也最精巧的是青铜器上的装饰 ——塑作枭形的鸮尊与镂刻在种种器皿上的鸮纹。这类青铜器的出土，大多因盗掘干系而不知出土情况。比年来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发觉，由于随葬品保存完备，给予我们十分深入的印象。此中，大型鸮尊，通高在 46厘米支配的即有两具（图7）；虎与鸮两种纹样构成的圈足觥一对；汽柱甑形器与偶方彝上都饰有一边外貌的鸮纹；刻有鸮纹的石磐一件；可以明白定为鸱鸮的玉雕小件装饰品，就有 6件之多。一墓之中枭类题材的艺术品能发觉云云多的数目，这种题材在事先的盛行，由此也就可以窥见一斑了。
图 7 河南殷墟妇好墓大型青铜鸮尊
商代后期的青铜器，品种与情势浩繁，布局繁复，纹饰内容丰厚，处理本事多样化，可以说是 “前不见前人，后不见来者”，并且给予事先的其他艺术，如镌刻、书法以及白陶、象牙、骨器、木器等工艺品以严重影响。但是，青铜器纹饰虽说丰厚，但是又不是包罗万象的，此中的生物，实际的与神话的，也不外是仅限的十几种或几十种，显然是有所选择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大多是礼器，也就是 “宗庙重器”，其上的纹样都具有神圣的实质，不同于寻常；枭类题材在青铜器上苦口婆心反复显现，显然具有特定的涵义，不外这种涵义毕竟是什么，史无明文，另有待我们举行探究。
二
商代有关枭类题材的艺术品，体现情势是多样化的，有平面的雕塑，也有平面的镂刻，有的比力写实，而绝大局部装饰性十分浓厚。实践上这两种装饰办法与艺术作风屡屡交织运用，情况相当繁复。
白石镌刻的鸱鸮，安阳东南冈商代后期大墓曾发觉一件，通高32厘米，眼前有一凿槽，约莫原作柱础之用（图8）。这类白石镌刻还发觉有坐虎、卧牛、蟾蜍与人像，只出土于殷墟宫室与东南冈王陵区中，数目超少。
在殷墟还出土了一件陶塑的鸱鸮，通高 20余厘米，玄色，躯体简化成几多形体，而头部则是写实的，背部有管槽，通到头部，用处不详，也是一件很忧伤的佳作（图9）。
图 8 河南安阳东南冈出土商代鸱鸮石雕(柱础)
图 9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鸱鸮陶塑
至于一些玉石雕琢的小品，约莫用作佩饰与玩好。
最出色的是一批青铜铸造的鸮尊，无论从雕塑艺术照旧装饰艺术的角度来权衡，都好坏常出色的艺术作品。
图 10 商鸮尊 泉屋博古馆藏
图 11 鸮尊 英国维多利 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鸮尊大多接纳站立的姿势，使用枭颈部粗短的特点，把整个头部作为器盖，躯干作为器腹，界线置于很潜伏的地点，双足与尾羽构成器足，布局自但是安排安定；头颅圆浑，其上屹立毛角，大而突起的双目，衬以眼盘，更觉炯炯有神；直立的躯干，共同垂直的尾羽，简化成角状而上翘的双足，向前伸出，既增长了全器的安定感，也使得整个外貌挺秀雄健（图10）。凡此种种，都予人以英俊、猛鸷而又十分沉静的以为，外型十分精巧，完全可以改正后代以为枭外貌昏暗的偏见。
鸮尊除了上述这种三足的处理办法而外，也见只塑作两足的例子（图11）。这类鸮尊的双足完善是写实的，趾爪雄健上心，不必借助尾部的支持，便能安定地站立，告捷地处理了整个器物重心的成绩（图12）。中国古时雕塑艺术中的这个成绩，因青铜铸作的 “马踏飞燕 ”的出土，曾惹起过广泛的器重与高度的赞赏，实践上，远在商代后期，在鸮尊的铸作上早已做了实验并取得了很大的告捷。
这些鸮尊不仅十分本事地、和谐地处理了雅观与实用相团结的成绩，并且坚持了作为一种雕塑艺术品的完备性。只管鸮尊浑身满布刻镂深沉、品种多样的装饰纹样，但并不因此而忽略外貌的塑造、猛禽性态的形貌，从而使得整个枭形圆浑丰满，从很多角度举行察看，都可取得雅观顺眼的后果。中国古时雕塑艺术品遗留下去的为数超少，这类鸟形尊彝便成为我们推考事先雕塑艺术成果的紧张依据。
商代后期枭类题材的广泛使用，在装饰与雕塑两个方面都体现了本事的熟练，收到了游刃剩余的后果。比如有的鸮尊把头部简化为相当规整的半球体，喙部与毛角也都省略了，整个头部主要由双目与眼盘构成的两组同心圆构成，躯干延长简化，用简便的几多形体表现出胸腹双翅的区分，并共同以明快精巧的涡纹，伎俩十分大胆，予人的印象却十分剧烈（图13）。又如，在雅观与实用的团结上，不限于只用鸮尊一种情势，也常用来装饰提梁卣 ——接纳两枭相背的情势，头部仍旧置于器盖之上，也各有双足，尾部简化表现，形同省略掉了，坚持了器的圆浑，也极为别致（图14）。这种处理办法实践上比单独塑作枭形的难度要大些，但后果相反是很告捷的。
平面的装饰中，枭多接纳正面的外貌，即头部是正面的，而肢体则分列在支配两侧，实践上就是一首两身，这乃是商周青铜器常常运用的一种装饰办法，如有的虎、牛等纹样经此处理，便仿佛是另一种特别的神话生物了，但枭外貌却无此以为。有的图像由于加大了头部，使得枭特性愈加光显，并取得童话插图般的情味，十分亲密心爱（图15）。
少数的纹样接纳一边的外貌，图像除了少数一局部的之外，多数很小，作为其他纹样的衬托，不占紧张地点；有的铜觥的鋬部也屡屡塑作枭形，颇具巧思，也可见这类题材运用的广泛。
图 12 商代青铜鸮尊
图 13 商代后期青铜鸮尊
图 14 商代后期鸮形青铜提梁卣 湖南省博物馆藏
图 15 商代后期立鸟鸮纹方斝 高 30.7 厘米，英国康普顿沃尼博物馆藏
把浩繁的图像构造在一件器物之上，并且镌刻（圆雕与浮雕）与平面的刻镂相团结，是商代后期常常使用的装饰办法，并为西周初期的青铜器艺术所承继。这在枭类题材的艺术品上体现得相当突出。
寻常的鸟尊，除了用鳞甲状的纹样表现褐色有斑纹的羽毛之外，屡屡用一条蜷曲的龙蛇表现翅膀，而胸部空缺处填以兽面纹或蝉纹。比年发觉的鸮尊有纹样十分繁复的，如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型鸮尊（图16），头、胸、翅、足、尾各局部，都满布纹饰，或由种种纹样构成：头部鸟喙前伸，外表刻一蝉纹，双目没有眼盘，与毛角构成一个兽面，而每只毛角又是一条具有菌状角的鱼或龙，这具兽面后部清闲处，各填有一条鱼或龙；头部前半是安稳的，只是后半才干开启，又是一个兽面，额上一个圆雕的鸟形纽，鸟有毛角，也应是鸮，兽面的鼻上有一圆雕的夔龙；颈部前线支配各有一条怪夔，后方又是一个兽面，器鋬的上端近颈部处又是一个兽面；胸部是一个以蝉纹为基本的兽面；双足上各有一个夔纹。这个鸮尊后部，翅与尾之间，浮雕一只小鸮，两翼横张，正在翱翔——商周时期的枭类外貌，无论是作正面的照旧一边的，都是静态的，仅有这一例是动态的，因此很可宝贵（图17）。从以上的先容，可以看出这件器物，总的印象是一只站立的鸮，而这只鸮又由十余个纹样构成，并且纹样之中又有纹样，内容可谓丰厚极了。
图 16 河南殷墟妇好墓鸮尊
图 17 河南殷墟妇好墓鸮尊尾部小鸮拓片
妇好墓鸮尊是以种种纹样来装饰鸮的外貌的典典范证，在别的场合，枭类纹样天然也可用来装饰别的一个生物外貌或一件器物。商周时期觥这种酒器布局繁复，装饰十分华丽，屡屡会合了多量的纹样。比如一件出土地点不详、如今以前流浪外洋的鸟兽纹觥，全形是一只四足的羊，但仔细分析起来，又包含很多繁复的要素，如夔、龙、凤、鸮、鱼、象、兽面、人蛇组构成的图像，等等，纹样品种和数目与妇好墓鸮尊相反丰厚，构造安插办法更为奇诡。此中也是以鸮纹为最多，流的前部是一只双身的鸮，首下的胸部又有一对鸮，鋬手是一只站立着的鸮，器盖与器身上另有小型的一边外貌的鸮，等等。只管云云，鸮纹照旧居于从属的位置。
图 18–1 商代鸮虎纹觥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
图 18–2 商代鸮虎纹觥(鸮在背)
但在一种鸮虎纹觥上，鸮与虎这两种纹样构造在一同，大大多情况下，虎居于主要位置，部位在前（图18-1、18-2），仅有一局部的鸮居于前，而虎在后（19-1、19-2）。前种情况是将虎头塑作平面的，置于器盖的前端，而躯干则镂刻在流部，鸮头是浮雕的，置于器盖的后部，躯干镂刻在器腹的后部。虎、鸮之外，其他纹样很少，这不仅是装饰办法上平面与平面相团结的典典范证，在内容上也一定具有特定涵义，底下我们还要谈到。
图 19–1 鸮虎纹觥(虎在后)
图 19–2 鸮虎纹觥线图(虎在后)
图 19–2 鸮虎纹觥线图(虎在后)
图 20 河南辉县出土陶鸮尊
图 20 河南辉县出土陶鸮尊
西周初期的青铜器艺术承继商代后期传统，铜器的品种形制大要相反，纹样也是云云，到了中期便趋于简化，鸮尊与鸮纹也自此绝迹了。到了战国末与秦汉时期，在墓葬中又发觉了鸮尊与画有鸱鸮的图像，如四川青川战国秦墓出土一件无盖厚木胎的彩绘鸮壶，通高 32.3厘米；河南辉县琉璃阁西汉后期至王莽时期的墓葬中，曾出土两件陶鸮尊（图20），情势与布局十分接近青铜的制造，已往曾有零散发觉，便被误作了商代的明器。又，河南济源泗涧沟西汉后期墓中，也出土过两件陶鸮尊，年代与辉县所出土的鸮尊相近；辽宁旅大地区的西汉墓葬，宁夏银川平吉堡西汉后期墓葬中，也有相似的发觉。绘画作品较早的是西汉前一阶段的，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帛画与漆棺上都画有鸱鸮（图21、22）；河南郑州新通桥西汉后期空心砖画像上，也见到鸮、鸮与虎、鸮与龟与虎三种图像，这些图像与上述陶、木鸮尊，也都与丧葬之事有关（图23）。别的，汉瓦当上居然也偶有所见（图24）。这些艺术品还存有古意，不外，这已是最初的一些发觉，数目既极度弱小，外型也嫌简便草率，约莫在民俗学的研讨上有些作用，但就艺术方面来说，就微不敷道了。
图 21 长沙马王堆帛画振翅鸱鸮
图 22 长沙马王堆帛画站立鸱鸮
三
商代后期枭类题材的盛行与艺术成果的出色，分析中国古时以前有过关于这种夜禽的崇拜，但是为什么会构成如此的特点，却没有留下什么体系的叙述，如今只能依据枭本身的性态，团结保存于文献中的零散纪录，做些直接的推断。
第一，中国古时猛禽意味威猛，与兵刑之事相接洽，鹰类固然云云，实践上枭也是云云。
图 23 汉代绘画所见鸱鸮 1、3 长沙马王堆帛画 2、6 河北定县车饰 4、5 郑州画像砖
图 24 陕西出土“家”字瓦当
前方我们以前引用《诗经》中的例子，分析鹰隼的飞扬，意味军容的威猛与战争的成功，而《诗经》在《鲁颂 ·泮水》篇中，记叙西周或春秋前一阶段鲁国克服淮夷后献俘祝捷，关于枭类也相反做了歌颂：
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怀我好音。
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
在这里，鸮就是枭，以为枭鸣就是战争成功的意味。以为枭鸣是军事佳兆的事，即使在很晚的时分也曾有过，南朝刘敬叔的《异苑》一书里纪录了如此一个故事：
凉州张重华遣谢艾伐麻秋，引师出振武，夜有二枭鸣于牙中，艾曰：“枭者，邀也，六博得枭者胜。今枭鸣牙中，克敌之兆！”果大破之。
六博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一种游戏，今已失传，听说以 “枭 ”这种棋子之类的东西作为首彩，“得枭 ”表现成功，约莫是商代以来那种新鲜习俗的一连。
枭在后代仍然遭到一定的器重，还表如今官职称呼与寻常习气用语方面，比如西汉时期有 “枭骑都尉 ”的武职。厥后 “枭骑 ”“枭将 ”“枭雄 ”等词汇也长时相沿，用以表现勇猛、雄杰，并非全系贬词，都还存有古意。
战国秦汉时期的哲学著作中，屡屡是 “兕虎 ”并称，用来比如威猛与伤害，但是我们在商代西周的青铜器上，却稀有虎与枭两种纹样共存于一器之上的征象。如前方已多次先容过的铜觥上所见，安阳东南冈商代后期大墓出土的白石镌刻，既见到了虎，也见到了枭；故宫博物院所藏 “西周虎鸟纹铜钟”（图25），也是虎与枭共存一器。用虎来表示威猛与伤害，直到今天照旧云云，而枭在一定时期，居然可以与虎划一对待，由此也可见枭在古时位置的敬重，枭类题材的涵义一定与虎相似了。
凡此种种，都约莫是一种劈头新鲜的传统的一连，即从蛮横到文明，从原始社会末期到阶层社会初期，在军事民主主义与仆从占据制下，战争与打劫成为氏族贵族与仆从主阶层的常用伎俩，倡导尚武争斗，“不畏兵死”，成为事先紧张的品德准则，因此也一定影响到事先的宗教观与审雅观 ——敬重猛禽，以为猛禽是军事成功的意味，因此枭类题材在商周青铜器艺术上反复显现，也就不是什么奇异的事变了。
图25 西周后期虎鸟纹钟 故宫博物院藏
第二，枭类不仅是猛禽，并且是猛禽中的夜禽，这是枭类在中国古时以前备受敬重的另一个缘故，并且很有约莫是最主要的缘故。
古时的人，关于黑夜、梦境与殒命这三种天然征象，既感受奥秘，又以为互有接洽。古时希腊人的看法最为典范，希腊神话便以为在最深的地下（也就是炼狱），住着就寝与殒命，他们互相是兄弟，都是夜的儿子。就寝可以在地上随意游荡，他把人捉住之后又放走，但是殒命却毫无悲天悯人，假如他捉住了人，就绝不再放走了。在中国古时，人们约莫以为枭这种猛禽便是常常与黑夜、梦境和殒命产生干系的鸟类，因此对它充溢了敬畏的心思，种种有关的崇拜，也就由此而产生了。
商代的人关于夜晚约莫是很畏惧的，以是卜辞中， “卜夕 ”是商王占卜的一个紧张项目；以长夜来比力死后，也是天下各地的通例。墓葬的 “墓 ”字，从土莫声，“莫 ”字就是 “暮 ”字，表现日没于草中，因此 “墓 ”字也是个形声兼会心的字。《左传》用 “窀穸 ”称呼死后，“窀穸 ”是墓穴，古注以为也是 “长夜 ”的意思。
商代后期的铜器之以是多鸮尊、鸮卣，以及以鸮、虎为主要装饰的铜觥，另有曾发觉的少数作为柱础的鸮形白石镌刻，在仆从主贵族生存中，显然含有效来保护夜间享宴生存宁静的意图；至于它们又发觉于墓葬之中，除了寻常的依生前的形式安插丧葬之事之外，这类物件约莫又都含有镇墓兽的作用，用来确保人生 “长夜 ”的宁静，与商代墓葬屡屡殉犬的意图相反。枭类题材的艺术品在秦汉时期，除一局部的而外，都发觉于墓葬之中，正见这种古时习俗一连的时间相当恒久。
《尔雅 ·释鸟》中两处纪录 “狂 ”这种鸟：一处说 “狂，茅鸱”，“茅 ”约莫是 “猫 ”的借字，“茅鸱 ”就是猫头鹰的意思；一处又说 “狂，?鸟”，“?”是“梦 ”字的繁体，可见茅鸱别名梦鸟。枭类既然被看作梦鸟，假如不是把它看作梦之神，便是充任梦之神与占梦巫觋之间的使者。《山海经 ·大荒西经》也谈到狂鸟，“有五彩之鸟，有冠，名曰狂鸟”，但与枭类的外形毛色不符，约莫是把枭类神化了的缘故。这种神化了的枭类，在商代青铜器中似有迹可寻，如有的鸮尊与鸮纹，鸟头上的毛角为一种菌状角所代替 ——这种菌状角是一种神圣的标志，稀有于龙蛇的头上，也见于人首蛇身的神的头上；枭类的头上既然相反有所发觉，显然不同寻常。（图26）
图 26 商代青铜鸮尊
综上所言，枭类在商代曾备受敬重，它之以是遭到敬重，固然不是如近代那样，发觉它是一种益鸟应加以保护的缘故。这既是古时社会特定的汗青条件下崇尚勇武的品德观与审雅观所决定的，也是由于青铜年代去古不远，消费水平仍然相当低下，致使很多比力原始落伍的宗教崇拜持续保存了下去，而统治阶层本身无知落伍，关于这些都坚信不疑，同时也有熟悉地使用来加强神权的统治，并抱负借此为本人祈求福佑。至于枭类题材的衰落，约莫与商周两族的宗教、习俗不同有着一定的干系，但更紧张的是随着社会消费的提高，宗教封建的统治毕竟在减弱之中。西周中期已把枭类看作寻常鸟类，不再乱来崇拜，应是头脑有所束缚比力正常的征象。但不幸的是，旧的宗教封建废除了，而新的曲解与偏见复又代替了它，今后又把枭看作不祥之鸟，乃至是不孝之鸟，这天然相反是错误的。推寻以是云云的缘故，约莫是由于枭类题材的艺术品在丧葬方面运用最广泛，一连的时间也最为恒久，因此被人们看作殒命的意味、种种不吉利之事的预兆。中国古时关于枭类的好恶观，因时、因地区、因民族而有所不同，其间的差别与厘革相当繁复，那已是民俗学研讨范围内的事，与中国青铜年代的艺术不关，这里就不做探究了。
《文物中的鸟兽草木》刘敦愿著 郑岩编
（本文原文有正文，此次未予收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