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剧作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一生创作过很多部历史剧，比如《屈原》《王昭君》《蔡文姬》等等，都是近现代文化领域的扛鼎之作。

郭沫若晚年时，还创作过一部历史剧《武则天》，一直以来都有争议，很多人质疑这部作品是在向江青献媚。

那么，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来看看这部作品的创作时间。

郭沫若最早萌发创作这部历史剧的想法，是在1959年夏天，他一连参观了洛阳、西安、太原等地的文物古迹，在洛阳重点参观了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尤其是在武则天捐献脂粉钱而建造的大奉先寺石窟造像，郭沫若久久端详那座按照武则天容貌修造的卢舍那佛神像，内心受到触动，当场写下《访奉先寺石窟》一诗：

万躯残佛憎顽盗，一寺灵光号奉先。

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

可见，这个时候，郭沫若已经有意为武则天“翻案”了。

1960年5月的《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郭沫若写的历史剧《武则天》初稿，显然就是因一年前那次龙门石窟之行而起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江青是什么情况呢？

在建国后的很长时间里，江青都是规规矩矩的，没有什么出格之举，到1960年时，江青还只是电影戏剧艺术方面的负责人，在酝酿戏剧革新，让她真正崭露头角的“样板戏”还没有出台，江青连“文化旗手”的封号都没有，怎么可能让名扬天下的郭沫若为她歌功颂德呢？

而且，郭沫若即使真的想吹捧江青，也不可能用“武则天”来形容她。

武则天是什么人？野心篡权，秽乱宫廷，在中国历史上长期都是臭名昭著的反面人物，用这样的人来形容江青，这不是拍马屁专门拍在马蹄子上吗？郭沫若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连这个都想不到？

其次，再来探讨一下郭沫若写《武则天》的用意和动机。

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思想、史学界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变，很多旧的“历史定论”都被推翻，重新界定，过去被封建文人诋毁的人物，比如“暴君”秦始皇、“流寇”黄巢、李自成等人，也都被树立为对历史有积极贡献的“正面人物”。

在这股潮流下，在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武则天，自然也是被“翻案”的对象，郭沫若作为新文化的领军人物，自然也不甘落后，就通过历史剧《武则天》，把武则天塑造成了一个既雄才大略，又体恤百姓，还勇于和封建门阀贵族做斗争的好女皇。

所以，这是当时的思想潮流的大方向，而不是向哪个人献媚。

第三，郭沫若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也与武则天有关。

郭沫若除了是文学家、历史学家，还是一位考古学家，在建国初，他就极力主张对历代皇陵进行“学术发掘”，挖出那些被掩埋地下的文化瑰宝，于是就有了1956年的“定陵之难”。

挖了定陵后，郭沫若又把目光投向了武则天与唐高宗合葬的乾陵，因为这座皇陵里一件中华文化的无上至宝，就是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

熟悉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兰亭序》被誉为史上“第一行书”，在中国书法界的地位至高无上，但是，这件无价之宝却长期不见天日，很多人都认为，很可能就藏在乾陵或是昭陵。

比如郭沫若就认为，有很大的概率在乾陵，如果能把乾陵打开，让这件至宝重见天日，肯定将会震惊世界，自己也算是此生无憾了！

但是，因为定陵的前车之鉴，周总理下令禁止再挖掘皇陵，给郭沫若泼了一盆冷水。

郭沫若当然不甘心就此放弃，就想了很多办法，强调挖掘乾陵的重要性，并特地写了一部历史剧《武则天》，为这件事造势。

当然，郭沫若的这个计划仍然没有被批准，挖掘乾陵的时机还没有到来。

这就是郭沫若创作《武则天》的历史背景，既有时代潮流的因素，也有个人梦想的原因，至于跟江青联系起来，只是后人的联想罢了。

（参考资料：《郭沫若评传》《文学评论》《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