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春节前必要到先人的坟前或十字路口焚化纸钱。这是世俗形成的对已故亲人表达思念与缅怀的方式。今年春节我没有烧纸，谨写此文遥祭父亲。

父亲出生于1919年，自幼没有读过书，却颇识得几个字。并且小账算的极快。他一生不屈不挠坚强的撑起一个像样的家，并且养育了我们兄弟姊妹六人。

我少年时最喜欢听爸爸讲故事，尤其爱听他年轻时的一段段传奇。

父亲的青年时期是伪满洲国统治时期，这无论对于父亲还是整个中国，都是最黑暗和不幸的。

父亲二十岁左右曾两次被日本人抓去做劳工，但两次都被父亲奇迹般逃脱。第一次抓去被送到黑龙江边黑河附近的深山老林里采伐铁路枕木。和其他中国同胞被日本兵荷枪实弹压着坐火车、换汽车、再徒步走四天后到达目的地。当时是冬季，雪深没膝，许多人都冻伤了，然而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干活。挨打受骂之外还不给吃饱。父亲不堪忍受，二十天内成功逃脱。逃跑前有充分的谋划，就是先偷几个大饼子揣在怀里，然后就是避开关卡、道路及村庄。逃回的路上千难万险，现在的人是很难想象的。

第二次被抓是一年多后，这次被送到吉林省境内老爷岭修工事。当时是夏季，疾病流行。四、五天时间死了三、四十个劳工。死尸被日本兵逼着劳工码成井字型，中间塞上可燃物，然后浇上煤油。日本鬼子嘴里呜哩哇啦地叫：“赔啦，赔啦，两棒子煤油的给”，之后付之一炬。看到这些，父亲坚定了逃跑的决心。一次，日本人夸奖父亲帮厨：“良民大大的”。随手赏给一块儿打糕，父亲没吃，日本人立刻翻脸，打了父亲两个耳光。当天夜里，父亲在厨房偷得食物后，又成功逃脱。并且这次还带出来一个姓于的小兄弟。他们白天藏起，夜里疾走。六天后来到阿城地界，他们不敢往前走了，因为前面是平原。他们没有良民证，怎么办呢？只好硬着头皮走进村庄。正是夏锄季节，他们打听谁家雇工铲地，一户赵姓地主雇佣了他们。劳动中通过和村民的交谈，知道这户地主和日本人关系密切，父亲心里非常忐忑。一遍地铲完，地主把他们叫过去发工钱。顺便问：“哪儿的人，”父亲答：“江北的，”“有良民证吗？”“没有”。再问“愿意留下来继续干吗？”“如果可以的话，非常想回家”。地主说那就在这儿等着吧，不要出院子。晌午过后，地主回来了，给他俩车票和良民证。父亲千恩万谢，就此道别。

来到哈尔滨，小于非要父亲到家不可。父亲随小于来到某街某号，这里是小于原来的家。进门后才知道，小于被日本人抓走后，于父十分悲伤，无心经营店铺，遂尔变卖家当，搬往乡下。房子被小于的远房姨妈买下。见小于归来，姨妈不冷不热。父亲旋即离开，独自回家。

父亲做过豆腐，每天起早贪黑，走村串户，十里八村混得面熟，因此，姥爷(外公)看中了他。

父亲在小兴安岭采伐，冬月(十一月)回来身上只有一条单裤，车到绥化冻得实在受不了，买了一条麻袋裹在腿上。每每提及此事母亲就心疼得落泪。

父亲倒卖过牲畜鬃、毛，白天在明水县六屯镇一带走村串户收购，晚上在旅店梳制。如此四、五天凑够一担，挑着过通肯河回家，第二天早起挑到望奎镇售出。三地一个来回二百余华里，全凭一双脚，还要肩挑一百三、四十斤的重物。

父亲蹲过河套沟，打鱼，晒盐，因此结交了许多江湖朋友，甚至有几个拜把子兄弟。我知道的有一位姓夏的和一位姓荆的。也正因此，解放后被人(郝长林)指控是国民党，后经政府调查，子虚乌有。

父亲为生产队放过闲马，看过毛道。星期天跟随父亲放马，父亲跟我讲：“马通人性，你对它好，它也对你善，你对它粗暴，它就尥蹶子。”假期替父亲看毛道，他叮嘱：“做事要灵活，有人不能走，有的人则可以走，比如你同学过了，只要告诉他千万别踩庄稼。……”

父亲多年为生产队做豆腐、酿酒、种瓜以及拉粉和培育菜籽。这些活拿现在的话说叫【技术工种】。在文革期间他倒卖过菜籽、农具、玻璃、布匹。这在当时叫【投机倒把】。

父亲好赌，曾经以赌为业。听同村长者(韩振发)说：“当年你爸老打腰(受尊敬)了身穿长衫，头戴毡帽，身后常跟随一、二小弟”。但是父亲深知赌博的危害，因此不让我们触碰赌博。这方面他训导最多的一句话是：久赌不剩家。在我渐渐长大，出于好奇试图接触赌博时，爸爸及时发现并引导我通过另一种游戏来娱乐和消磨时间，那就是象棋。父亲耐心地教我下棋，使我很快对象棋产生了兴趣，从而避免了青春期有可能误入歧途。

父亲晚年染上过毒瘾，但认识到危害后，凭自己顽强的毅力彻底戒掉了。

父亲一生吃了许多苦，但从没让我们同胞六人吃一点儿苦。父亲留给我的唯一痛苦就是没能来得及让他老人家晚年享福。

我的父亲，我的爸爸，在我心中他的勤劳，他的智慧，他的勇敢，他的爱，一如他的身材(身高两米)——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