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九年（1839年）一月初八，林则徐离开北京的那天，发出“传牌”一道，晓谕自良乡县至广东省城沿途各州、县、驿站的官吏：这次出差，他自备轿、车，自带役夫，自付工价，沿途供应不许辅张，随行丁役不准向地方需索，地方官吏不许私送规费，如有犯者，严惩不贷。

这道传牌造成了一种严肃的气氛，使人们感觉到林则徐的认真与负责。特别是广东方面的英国毒贩已意识到情况不妙。驱逐了一年多而不肯离开广州的老毒贩查顿慌忙逃去，伶仃洋面的鸦片趸船也开始移动。

一月十一日，林则徐又在途中密劄广东布政使、按察使查拿汉奸61名，包括“包买之窑口，说合之行氈，兴贩各路之奸商，护送快艇之头目”。他们都是外国毒贩的忠实走狗，逮捕他们，是对外国毒贩的严重警告。

一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到达广州。翌日，林则徐在行馆门首张贴告示：严禁打点关说，慎密关防，所有随从工作人员不准擅离左右，藉端出入。这个告示再一次表示了林则徐禁烟的决心和认真的态度，使鸦片贩子无机可乘。

林则徐决定禁烟分两步走：

第一个步骤是了解鸦片流毒的情况。

除了和邓廷桢会晤之外，他把有关的行商散商集中在行馆附近，日夜传询；他与士大夫共同探讨时事，又借举行“观风试”的名义，召集书院肄业生数百人，要他们开列贩卖鸦片的所在地和贩卖者的姓名，要他们报告水师舞弊的情况。没过多久，林则徐已充分掌握了广州方面鸦片走私和鸦片经营的情况。

于是，他一面着手整顿水师，一面进行第二个步骤：缴烟。

二月初四，林则徐召集贩卖鸦片的行商，宣布谕贴，限他们3天之内让所有外商保证永不夹带鸦片。谕贴历数过去行商欺饰隐匿、袒护外国毒贩之事，并警告说：“如此事先不能办，则平日串通奸夷，私心外向，不问可知。

本大臣立即恭请王命，将该商择尤正法一二，抄产入官，以昭炯戒！”同时又将另一谕贴交行商送往外商公司，义正辞严地指出外国毒贩贩卖鸦片是骗财害命，是“人心所共愤，天理所难容”的。

林则徐宣布了“必尽除之而后已”的意图之后，命令所有外商在3天内将鸦片造具清册，等候收缴，并用汉文和外文立下字据，声明“‘嗣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字样。”

林则徐立下誓言：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一定不中止禁烟行动！

一百年来，中国政府和官吏一直委曲求全，从没采取过如此严厉的方针。外国毒贩虽有畏惧之心，但在英侵略者代表义律和英国老毒贩颠地的唆使与阻挠之下，还抱着观望态度，希望有机可乘。

林则徐早已预料到毒贩们不会就此罢休的。在发表缴烟的次日——二月初五，就命令粤海关禁止外人离开广州，以为防备。二月初八，三天期限满了。毒贩们企图蒙混过关，只肯呈缴一千余箱鸦片，当即为林则徐所拒绝。

于是林则徐下令逮捕颠地，理由是颠地为“钦交”烟犯，在中国居住已久，凡纹银出洋、烟土入口，都由他统一负责，在此次缴烟中，颠地因所带烟土最多，乃屡加阻挠，意图免缴。

但颠地实为外国毒贩首恶，断难姑息纵容。逮捕令又说：其他毒贩有首先呈缴者，必加奖赏。英侵略者代表义律本在澳门，当他得知要逮捕颠地时，乃于初十日赶到广州，想掩护颠地逃离。

与此同时，林则徐宣布如外商违抗政令，即将停泊黄埔各国商船先行封舱，不准上下货物进行贸易。同时下令人民不准将船只、房屋租赁给外商，所有外商公司所雇佣的中国人员一概撤出。

而且又派兵包围了外商洋行。初十日下午起，275名外商完全被隔离了，不论是通讯，还是饮食供应都与外界隔绝。

外国毒贩没有想到林则徐比他们技高一筹，行动会这样迅速。他们以为鸦片趸船隐藏得很深，在波涛汹涌的伶仃洋上，清朝政府的水师力量单薄，不敢把他们怎么样，万一没有出路时，还可逃回澳门或逃下船去。但万没想到林则徐会如此冷静缜密，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和方案。

毒贩的诡计没能得逞，“隔离”使他们有机会来认识林则徐执行法令的坚决态度。二月十二日，林则徐一面派员指出义律指使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并阻止英商呈缴鸦片的罪行，一面发出《示谕夷从速缴鸦片烟土四条》，从天理、国法、人情、事势四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二月十三日，义律终于作出了让步，禀呈林则徐表示服从清政府的决定。次日又具禀说，英商共有鸦片2万余箱，等待查收。同月二十一日，林则徐派人同义律的代表到澳门商讨缴烟事宜。

二十八日，林则徐和邓廷桢亲自到虎门监视，次日开始收缴，至四月初九，全部收缴完毕。英国毒贩在缴烟过程中，曾屡次节外生枝，企图反悔，但由于林则徐的态度坚决和对英商的阴谋有所防范，使毒贩无计可施。

道光十九年（1839年）二到三月，林则徐除了同外国毒贩进行斗争外，同时也加紧了对内部的清查工作。他在进入广东境内之初，就发现奸徒们对于禁令还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官禁未必长久，到处打听罪名重轻与新例是否颁行。

所以林则徐断定对这些奸徒只有以生死相胁，才足以使他们生震恐之心，他要求清朝政府从速定颁严例。在充分掌握毒贩奸徒贩卖、毒害民众的资料、捕拿大小烟贩的同时，林则徐根据先晓之以情理、后惩之以严法的原则颁布严例。

在二月初，他通令全省士、商、军、民人等速戒鸦片；限定广州一地自二月底到三月底止，各府州县到二月底以内，各家呈缴烟枪、烟斗等烟具，由所在地方有司负责；

责令各学堂教官清查生员有无吸食鸦片与贩卖情况；颁布查禁营兵吸食鸦片条规和编查保甲以断绝吸食兴贩的条规。在各种命令和条规中，林则徐决不放过广东绅士、官吏、将弁、兵丁等过去的徇私、舞弊行为。

广东虽然是鸦片烟毒的渊源地，但民众对于烟毒是深恶痛绝的，因此，林则徐有计划有步骤的禁烟措施，受到广东人民的拥护与支持。禁烟运动由广东扩展到各省。

虎门销烟

林则徐在鸦片收缴完毕后，呈请清朝政府如何处置。道光帝复命就地销毁，让沿海居民及居住在广州的洋人亲眼目睹，以示朝廷的威严以及禁绝之决心。

过去销毁鸦片的方法是用桐油搅拌，以火焚烧。但烧过之后，部分鸦片渗入地下，如果掘取泥土再加煎熬，还可获得相当数量的烟膏。林则徐认为这种旧方法不能彻底烧毁鸦片。经过再三研究，决定用盐卤和石灰来浸化。

于是在虎门海滩高处开挖两个大池，长阔各十五丈，池底平铺石板，四周则栏椿、钉板，池前开一涵洞，池后通一水沟。浸化的过程是：先从水沟车水入池，加入食盐使成浓卤，然后将烟土切碎抛入，浸泡半日之后，再将整块烧透的石灰投入，使其分解。

在石灰盐卤浸蚀鸦片之际，另派人用铁锄木耙反复翻戳，让烟土颗粒尽化，到潮退去时，打开涵洞，让池内经过腐蚀分解的鸦片浆流入大洋；并用清水刷洗池底，不让烟土有涓滴存留。如果第一天甲池尚未清洗，第二天便使用乙池。焚烟手续周密而科学。

道光十九年（1839年）四月二十日，从这一天起，林则徐开始在虎门海滩用上面说的方法销毁英国毒贩所缴呈的鸦片。销毁时，布置防备颇为慎重严密。

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提督关天培事必躬亲，粤海关监督经常在虎门照料销毁事宜，而广东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粮道则分班到场查视，广东将军、左右驻防都统则轮流稽查弹压。在现场上，池岸周围树立栅栏，外人禁止入内，工作人员出入均经查核。

鸦片浸化程序繁琐，耗时太长，开始每天只能烧毁三四百箱，后增加至八九百箱。到五月十五日鸦片全部销毁完毕，共计237.6万余斤，值时价2400万元。

小人物引发的大变局

虎门销烟之后，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的贸易受阻，无事可做的英国商船都聚泊在香港九龙尖沙咀一带海面，拼命寻找着一线商机。

1839年6月20日上午，一伙英国水手来到尖沙嘴上的一个小渔村的小杂货铺里买酒，当即喝起来。几瓶酒不够尽兴，而小杂货铺里的酒已经都卖给了他们。店主做手势解释说，酒已经卖完了。这些英国水手认为店主这是故意不卖，开始闹事行为。

附近村民闻讯赶来，对于洋人的行为非常愤慨。英国水手却肆无忌惮，甚至还用中国话骂人。青年农民林维喜上前指责洋人，喝醉了的英国水手不知收敛，反而动手动脚，引发了村民的更大不满。

见此架势，几个英国水手立即操起杂货铺前的一根木棍，朝村民们打去，多人受伤，林维喜因离得最近，被击中后脑，当场昏倒，因救治无效而亡。几名英国水手则在村民们追打时逃走。林则徐调查清此事后，立即派人和英国海军上校义律交涉，命令他交出凶手。

义律的对应手段

义律是一个行事细密和擅于辞令的人，闻迅后知道林则徐一定会让他交出凶手，所以在命案发生后随即展开调查。当他知道这次冲突是与英船“卡纳蒂克”号和“曼格洛尔”号的水手有关时，马上采取了在案发当地收买人心，用金钱封住死者亲属之口的措施。

通过支付金钱，义律“买”来了死者之子林伏超所签下的字据，表明其父是意外死亡，跟英国的水手没关系。其字据如下：

“父亲维喜，在九龙贸易生意，于五月二十八日出外讨账而回，由官涌经过，被夷人身挨失足跌地，撞石毙命。此安于天命，不关夷人之事。”

林则徐对此当然不能容忍，坚决敦促义律尽快交出凶手。狡猾的义律开始和林钦差耍起花招。他用外交辞令答复说：“查尖沙嘴村民一名，被殴毙命，远职遵国主之明谕，不准交出罪犯，而按本国律例，彻底调查情由，秉公审办。如查出实在凶犯，也准备治以死罪。今现职谨报诚言：该罪犯不（没）发觉（现）。”

林则徐义正辞言地驳斥道：

“查该国一直有定例，本国人到哪个国家贸易，即遵守哪个国家法度，……该国王远在数万里之外，怎能谕令不准交出凶犯？”

最后，8月12日，义律假模假样地在一艘英国货船上设立了“法庭”，自己充当“法官”，声称被审者就是刚被他缉拿的参与“林维喜案”的5名凶犯。经过一番所谓的“审讯”，义律当“庭”宣布，五人中的三人判处监禁六个月，各罚款20英镑；其余的两个人则判处两个月监禁，各罚款15英镑。

这样的“判决”哪里还有公平可言？林则徐被深深地激怒了。

8月15日，林则徐发布一道禁令，禁止与英国进行一切贸易，清兵进驻澳门，进一步将英人驱逐出境，所有卖与英国人的食物一律停止供应，英国人所雇用的中国买办、佣工全都撤回。无奈之下的英国人只得撤离澳门，在货船上寄居。

告示发出后不久，林则徐再发谕帖，要求英方将交出打死林维喜的凶手交出。而义律则对中国钦差的要求拒绝回应。双方陷入了僵局。

禁令发出后，从澳门被驱逐到船上的英商和侨眷断绝了赖以生存的物资，原有的中国雇员和仆役也纷纷离去。英商和侨眷自然把怨气发泄在包庇凶手的义律身上。迫于同胞的压力，义律致信葡萄牙官员，请求予以支援。但葡萄牙不想卷进这场纷争，明确表示他们不能保证其安全。

9月5日，义律派传教士郭士立与林则徐谈判，要求他解除禁令，恢复正常贸易关系，被林则徐拒绝。下午14时，义律发出最后通牒，林则徐不予理睬。15时，在义律的授意下，英国军舰向负责封锁的中国船舰开火。

对于这种挑衅中国主权的行为，林则徐勃然大怒，于次年初下令正式封港。同年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发动战争的决议案，于5月调集大量英国军舰，云集珠江口，准备开战。

对于英国的这种嚣张行为，林则徐毫不示弱，与5月9日晚派10艘火船主动出击，击毁11艘英船。鸦片战争，自此揭开了序幕。

道光帝为何惧怕英吉利

作为大清帝国一国之君的道光帝，作为积极支持林则徐禁烟、并且抵抗英国侵略的大清最高统治者爱新觉罗·旻宁此时却害怕了。

这位万圣之尊并不被英军大张旗鼓的入侵所吓倒。虽然英军在装备上要强于清军，但在林则徐、关天培等抗英将领的率领下，连日的血战也没能打开广州的城门。真正让道光感到空前恐惧的，是定海之战。

军队登了岸，英国旗就展开，从这一分钟起，可怕的抢劫光景就呈现在眼前。暴力地闯入每一幢房子，劫掠每一只箱箧，街道上堆满了图画、椅子、桌子、用具、谷粒……一切这些都被收拾去，除了死尸以及被我们无情的大炮弄残废了的受伤者。

有的丢了一只脚躺着，有的两只脚都没有，许多被可怕地割裂，被霰弹射穿。只当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拿的时候，才停止抢劫。

更惨无人道的是，英军攻陷定海后，即在城乡进行血腥劫掠与屠杀……（英军进入定海后）成群结队，或数十人，或百余人，凡各乡各岙，无不遍历，遇衣服银两，牲口食物，恣意抢夺，稍或抵拒，即被剑击枪打。……数十万生灵，如坐针毡，延颈待毙。

——1840年7月·浙江定海战役·一名英国军官的笔录

仅仅是两代之前，也就是乾隆帝在位的时候，英吉利还只是国人眼中的化外蛮荒之地。一则故事能充分地说明这点：

法兰西使者前往京城，向乾隆寻求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而乾隆帝却没听说过法兰西。轻蔑地认为：“什么法兰西、比利时，都不过是英吉利穷得活不下去了，又不好意思总相求于我国，换个名字罢了。”

当然，这只是个故事。实际上乾隆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波旁政府关系十分密切，不可能不知道法兰西和英吉利有什么区别。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闭关锁国的清王朝与世界之间的差距所在。

正是这种日益加深的差距，让道光帝从最开始的积极禁烟与迎战，变得开始懦弱退让。定海一战所导致的空前浩劫，彻底摧垮了旻宁的自信，让他开始畏英如虎。

定海失陷后，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以穆彰阿、琦善等满族贵族为代表的主和派。

在他们眼里，英军船坚炮利，武器先进，凭着朝廷现有的武力，根本不是西方列强的对手，不可能战胜，因此即使是作出一些必要的妥协，也要绝对避免与其发生冲突。

另一种则是以林则徐等人为代表的主战派。作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他们对两国军力的对比有着相对客观的认识，从这一点上来说，与英军战场相见，并非所愿。

不过要是上升到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层面上，这些爱国人士便无法容忍外国侵略者凭借着强大的武力在中国肆无忌惮，将中国主权肆意践踏，唯有团结一心，抵抗外侮，方能保住大清的江山。

在此基础上，主战派提出了一系列可行方案，他们认为，只要将中国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起来，将侵略者赶出中国的领域并不是痴人说梦。在虎门销烟时，林则徐就曾向西方列强庄严地表示：“我们不怕战争。”

政府内部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待英国武装侵略的态度，哪一种能成为清政府的对英方针，决定权还应该由作为手握大清帝国最大权力的道光帝来行使。

道光帝虽有心再造大清盛世，但终究在日渐衰败的国家面前无力回天。一方面，他仍然对祖父乾隆时期的鼎盛记忆犹新，祖业的衰败并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而是想要在这个位置上有所作为，扭转嘉庆时期的不利局面，再造盛世的辉煌；

而另一方面，他却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革命风暴中无动于衷，甚至是毫不挂怀，依旧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幻梦之中。对于工业革命掀起来的科技迅猛发展风暴，他也毫无了解的兴趣，认为那只是化外野蛮之民的奇技淫巧罢了。

世界范围内的巨变，压根不是他所在意的。他唯一不知道的是，闭关锁国的清王朝早已远远落后于时代。

内，腐败丛生，民生哀怨；外，鸦片枪炮，强权外交，纷至沓来。清王朝危机四伏。

面对着政府内部运转不良、财政入不敷出、清兵孱弱不堪的现状，面对着鸦片战争节节失利、大好山河寸寸沦丧的局面，道光帝唯一能做的就是勉力维持一个看起来天下太平的表象，最起码，也要做到祖辈浴血打下来的江山不沦丧在他的手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在这种心态下，道光帝对有可能威胁到统治的变乱十分恐惧。从很早开始，他便提出了所谓的“天朝体制断不可失，外夷衅端断不可启”的对外原则。

而他对林则徐禁烟的大力支持，也只是因为鸦片输入，白银外流，出超变入超，让本已不复当年之局的财政变得更加捉襟见肘。

同时，日益废弛的军队已毫无战斗力可言，一旦战事突起，道光帝就不得不面对无御敌之兵的尴尬。这种局面有损于天朝体制事小，危及清王朝统治的情况却是天大的事。

而且，道光把禁绝鸦片看得很简单，以为禁烟之举引起的只是鸦片贩子的反抗。以一个国家之力，对付几个鸦片贩子还不是小菜一碟？总不至于引起大规模的战争。

他所不知道的是，鸦片贸易并不只是区区几个鸦片贩子的私人行为，在这嚣张的背后，是英伦三岛的官方支持，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手中的东印度公司对财富的贪婪。

对英吉利来说，对华鸦片贸易是打开中国市场的一块敲门砖，也是扭转多年以来对华贸易逆差局面的唯一方法。

古老的东方帝国之富庶早已传遍世界，谁都垂涎于这块肥肉。一旦打开中国的大门，那么对于本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将起到一个质的飞跃。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确是如此。

从一副高傲的姿态，到抱有一丝侥幸心理，再到信心的彻底粉碎，道光帝所经历的心路之变，已足矣摧毁他那根粗大的神经。在他的眼里，英吉利已经不是那个蛮荒之地，而是地狱来的使者。

迁怒林则徐，道光帝的愚蠢选择

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英军大举来华侵略，攻陷定海，道光帝惊恐地发现，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局面变得越来越不可收拾，于是他的强硬态度开始动摇。

但一开始的动摇只是摇摆不定，他当然不愿放弃他的对外原则，来维护天朝上国的威严和自己的统治地位。

因此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设法消弭“边衅”，防止事态扩大。这与琦善等人的妥协主张正相吻合。因此，他转而站到穆彰阿、琦善一边。结果导致清政府对英方针趋向妥协。

此时，道光帝对于林则徐的抵抗意见充耳不闻，反因定海失守迁怒于林则徐并派琦善前去与英军商讨。而琦善在广东与义律的一系列妥协却被道光帝认为“片言片纸，连胜十万之师”，“退敌”有“功”。于是，道光帝将林则徐革职查办。

道光帝作出惩处林则徐委派其汕尾钦差大臣的的决定，表明它在英国威胁面前背弃了正义立场，为了洁身自保，为了自己的皇权而弃民族大义于不顾。只想求得英国侵略者不要再打了，畏惧武力，畏惧侵略，而向侵略者屈膝投降。

历史自有公道，丧权辱国是千世万世的人民都不能原谅的。以道光帝为首的一群昏聩糊涂的清朝统治者执行的投降妥协的卖国政策代替抵抗自卫的政策，使中国在战争中各种有利形势化为乌有，并且直接导致战争在本该不输条件下却以惨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