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新民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在毛泽东制定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外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逐步冲破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孤立、遏制、包围和威胁，有效地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安全。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复。毛泽东还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3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西方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开始被突破。这些都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见该书第641页）

1977年7月，邓小平在全党全国人民衷心拥护下恢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8月，他即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国务卿万斯，讨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次年5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商定双方迅速开始建交谈判。

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5日晚9时），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同时宣读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发表声明，美国的声明表示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中方声明强调，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1979年1月1日下午，邓小平出席全国政协举行的讨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座谈会。在讲话中指出：“去年在国际事务中我们遵循的根本政策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制定的，但他们来不及实现就去世了。我们实现了他们遗愿的一部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国际反霸事业的发展。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我们要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大好局面。”

从“解冻”到建交谈判波澜不断

1972年2月，以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为标志，中美关系解冻。当年，尼克松曾向周恩来许诺，将在自己的第二个任期内实现与中国正式建交。但在其第二个任期时，因“水门事件”而黯然下台。接任的福特对中国领导人说，如果他连任，将努力争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在总统选举中败在卡特手下。

1977年初，美国总统卡特上台执政。2月8日，他在白宫会见了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表示，新一届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是“关系正常化”。他还承诺：“《上海公报》的原则过去是，今后也将是两国关系的基石。”

他接着说：“自1972年以来，两国关系取得了进展。现在要重新鼓励文化交流和贸易，发展更密切的关系，以实现公报上表达的愿望。”

黄镇说：“自从尼克松总统打开对华关系，《上海公报》发表以后，福特总统也访问过中国，基辛格博士每年去一次中国，有时两次，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福特、基辛格先生多次长谈，就世界形势、两国关系阐述了中方的立场和观点，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1977年5月，卡特任命刚退休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伍德科克出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卡特认为：“我选上像他这样一个在美国社会中有地位的人，也是给中国发出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我们想要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1977年8月和1978年5月，卡特分别派国务卿万斯和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行磋商。

在万斯出发前的8月17日，卡特和万斯、布热津斯基一道，“逐字逐句地讨论了一份供万斯同中国人讨论的协议草案”。其主要内容为：美方可以接受中方的三原则，即美同台湾当局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简称：断交、废约和撤军。但是，美方提出可以继续对台湾出售一些防御性武器。美方还可以公开声言，大陆解决台湾问题要以和平方式。而北京不得对此反驳。由于万斯本人对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心情并不十分迫切，他的访华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但是，邓小平在8月24日会见万斯时，阐明的中国政府对中美建交谈判中的一些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全球性战略问题的原则立场，对进一步推动双方磋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指出：我们历来都说，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国务卿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我们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我们必须澄清一个事实，是美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要控制台湾，使中国人民不能实现自己祖国的统一。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民间来往，我们可以同意。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 指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交换大使并建立大使馆，又同台湾当局互设联络处。这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或者“一个半中国”） 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因为这实际上否定了基辛格博士承认了的历史渊源和真实情况，是美国欠了中国的账，而不是中国欠了美国的账。明确了这一点，问题就好解决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你们说很关心台湾的安全。中国人总比你们美国更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吧！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中国政府对解决台湾问题是有耐心的。我们申明我们的立场，是为了在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过程中，在处理台湾问题时更从容、更恰当一些，有利于我们在全球战略方面取得更多的共同点。但我们希望不要误解为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无期限拖延下去。（《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第188-189页）

卡特后来回忆：“邓小平在万斯此行结束时，向报界发表的有关讲话是相当严厉的。中国人最不愿意被人指责在原则问题上采取灵活态度。这样我们只好把正常化计划暂时搁一搁。”当然，暂时搁置还有其他国际因素的影响，在此不赘。

值得一提的是，积极推进中美关系的伍德科克，对万斯的访华和卡特政府在对华关系正常化的踌躇不定深感不满。在1978年2月回美国休假时，他敦促卡特访华。尽管卡特没有接受伍德科克的这个建议，但这使卡特决定派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心情比较迫切的布热津斯基访华。布热津斯基草拟了卡特总统对他访华的指示，卡特修改了布热津斯基的这个指示，并于5月17日批准。卡特还特地告诉布热津斯基，他已经下决心使美中关系尽快实现正常化。

1978年的5月20日，布热津斯基乘坐美国副总统的专机抵达北京。他的助手米歇尔·奥森博格对他说：“赶紧看看谁来接我们，如果是外交部长，就说明中国人把这次访问升级为更为重要的级别了。”（布热津斯基是国家安全助理，比国务卿即外交部长低一个级别）布热津斯基透过舷窗向外看，见是中国外交部长前来接机时不禁暗自高兴，他想到，这次应该不会像万斯那样空手而归了。

◆《中美建交公报》发表。

布热津斯基到达北京后，华国锋主席就会见了他。5月21日 ，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进行了实质性的谈话。在对方谈到卡特总统表示美国已经下了决心准备同中国积极讨论美中关系问题时，指出：很高兴听到卡特总统的这个口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过去我们也说过，如果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方面还需要时间，我们可以等，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并不性急。对自己国家统一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不关心，不急于解决呢？我们很希望能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日本方式是我们可能接受的最低方式。对两国来说，关系正常化问题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希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当然我们历来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合作的余地。有许多问题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不少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强调：在贸易问题上，对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和没有正常化的国家，我们的政策还是有区别的。在经济、科技、商业交往方面，同样条件，我们要优先考虑同我们建交的国家。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你们政府也受约束，而且相互取得优惠地位来解决问题的条件就差一些。过去我们打算从美国引进一千万次电子计算机，美国商人、公司都同意卖，而且很热心，但美国政府不批准。后来，我们向日本引进一百万次电子计算机，其中有美国的技术，美国政府不同意，也没有达成交易。我们从欧洲引进某种技术的时候也遇到这些问题。现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了，我们自己很快就要搞出来了。总之，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我们受限制，你们也常受限制。（《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第313-314页）

在这次谈话中，中美双方商定：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同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自7月5日开始商谈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这样，中美关系正常化由此进入了实质性的实施阶段。

1978年12月13日，谈判进入最后关头。邓小平亲自与伍德科克会谈。邓小平在会谈中表示：基本同意美方起草的新的联合公报草案，但在公报中应重申反霸条款，以加重分量。同意在1979年1月1日发表公报和声明。同时，针对新的联合公报草案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是“终止”而不是“废除”的说明，指出：我已经看过了先前美方起草的公报，布热津斯基最近跟柴泽民谈话的记录也读到了。美台条约既然是一年后终止，那么一年之内是否仍然有效呢？并提出：在“终止”期以前的一年里，美国不应该再向台湾出售武器。希望伍德科克先生能够理解对台军售问题是何等重要。强调：对台出售武器会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如果美国向台湾出售大量武器，蒋经国就会把尾巴翘得高高的，这只会增加冲突的危险性。

12月15日，邓小平在与伍德科克会谈时，听了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利的说明后，明确指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设置障碍，最终只能导致武力解决。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第452-453页）

邓小平在谈判最后15个小时的决断

在加快谈判进程阶段，美方的策略是逐渐表明立场，先解决一些容易达成协议的问题，然后再解决比较困难的问题。

但是，双方在一涉及到最棘手的具体问题，即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时，就无法达成一致。这个问题在1978年10月初黄华外长参加联合国大会时，曾对万斯坦率地说过，如果美方坚持在建交后继续对台军售，就会危及正常化谈判，中方可能撤出谈判。10月11日，卡特召见回国述职的伍德科克，要他对谈判作出评估。伍德科克建议不要再在谈判中讨论对台军售问题，而是直接向中方提出建交公报稿，以避免美国国会干扰而日久生变（中美建交谈判是一直背着国会进行的）。在场的布热津斯基等官员也都赞成。

1978年11月2日，邓小平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根据四个月来黄华同伍德科克商谈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情况，和9月19日卡特、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先后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的谈话情况，在发言中指出：看来美方想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外交部先把对方的具体想法搞清楚，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讲也要加快。（《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第417页） 在这里，邓小平特地提到了“经济意义”。一个多月以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这个报告高度强调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实际上被视为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2日，伍德科克向中方提交了美方草拟的建交公报，中方在随后的一次谈判中提出了中方的公报稿。12月12日下午，布热津斯基等美国官员准备正常化的最后公报稿。傍晚，卡特来到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办公室，再次逐行审阅。这份公报稿随后传给北京的伍德科克。12月13日，邓小平在与伍德科克会谈时，伍德科克首先将此公报稿交给了中国方面。邓小平当即要翻译施燕华口头译成中文读给他听。

华盛顿时间1978年12月14日上午，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柴泽民来到白宫拜会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问他，对于美中建交一事，北京方面有没有什么最新消息？柴泽民回答，没有什么新消息，建交工作一切顺利，特别是因为美国已经同意，停止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柴泽民之所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清楚，双方在谈判过程中中方一直坚持美方在建交后应停止对台军售。

布热津斯基立刻感到情况不对头。他误认为在建交谈判中，双方达成的意见是这样的：美台防御条约将在一年后自然终止，在此之前的一年里，美国照旧向台湾出售武器。但一年之后，美国可以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布热津斯基非常清楚美国国内的政治情况，即如果完全停止对台军售，国会是决然不会同意总统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布热津斯基随即向伍德科克发出详细指示，要求伍德科克再次向中国领导人“澄清”这个问题。此时，距离双方预定的公布中美建交消息的时刻只有15个小时了！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在美国华盛顿白宫与美国总统卡特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

1978年12月15日下午邓小平与伍德科克的最后一次谈判，是应当时伍德科克紧急求见进行的。当时伍德科克心里直打鼓：美中建交成与不成，就取决于今天这个傍晚了。

参加这次谈判的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司长朱启祯（建交后曾任驻美大使），翻译施燕华和担任记录的廉正保，后来都谈到了他们在这个重要时刻的经历。

朱启祯的经历是新华社记者钱江采访而成的。钱江在2004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邓小平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大贡献》一文，文中写道：

“距离预定的公布中美建交消息只有15个小时了。12月15日下午4时，邓小平再次接见了要求紧急会见的伍德科克，原来他奉命‘澄清’立场：美国政府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前一年是‘暂停’而非‘永久’停止售台武器。”

“听完这个陈述，邓小平震怒了，猛地拍了一下沙发的扶手，大声说：‘我们不同意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邓小平的话通常不多，但此刻出言滔滔不绝，一气呵成，又充满了逻辑性。他严厉地批驳美方观点，指出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是发出了错误信息。邓小平说：‘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不要影响中国争取以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设置障碍。’”

“然而，邓小平运筹帷幄，以战略家的宏伟气魄，决定不让对台军售问题阻挡中美建交的大局而留待日后解决。他同意‘按原计划进行’，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在中美建交谈判最后3天中，邓小平4次会见伍德科克，后来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朱启祯都在座。朱启祯说，邓小平同志在中美建交的关键时刻一锤定音，典型地体现了他的工作特点。他举重若轻，并不特别留意于细节，却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亲自解决最困难的问题，在关键时刻果断地下定决心。”

后来担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的施燕华不但参加了中美建交谈判，而且还参加了此后的“8·17”公报的谈判。2007年9月17日上午，她做客中国网“中国访谈”，回顾她的经历和感受：

“ 第三天（即15日），他（指伍德科克）又来了，说要废除、停止，但是不妨碍美国还是向台湾卖武器。这个时候邓小平很厉害，说这个不行，你们美国卖武器，我们是很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但是美国要卖武器给台湾的话，那就给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设置了障碍，最终就可能导致用武力解决。就是说，这个是跟你的原意相违背的，他天天在说，我们希望台湾两岸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但你卖武器是干吗的，所以讲的很清楚。当时，为了能够把这些大事解决，有利于整个的改革开放大局，邓小平说，好吧，这个问题还可以以后讨论，但是起码你在79年这一年里面要停止，你不要卖。以后时间到了，我们再讨论解决。所以这样有了后来‘8·17’公报，关于售台武器的公报。”

“现在回顾起来，这步棋是很漂亮的，和美国的问题解决了，后来美国也承诺逐渐减少。这样对我们改革开放，特别是开放来说，就铺平了道路。后来同美国发展关系很快，贸易额都很多。”

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2019年1月4日，《参考消息》在《外交官回眸中美建交40周年：见证中美建交艰辛谈判历程 》的栏目下刊登了廉正保的文章。文章写道：

“12月15日下午，邓小平再次会见伍德科克，双方就美售台武器问题进行具体商谈。邓小平对美国顽固坚持在建交后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做法表示了坚决的反对。”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展现了大国领袖风范和博大胸怀，运筹帷幄，以战略家的宏伟气魄，果断决定不让美售台武器问题影响中美建交的大局，同意‘按原计划进行’，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售台武器问题留待建交以后继续讨论解决。”

“我参加了上述所有会谈和会见，记录和见证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

◆1979年2月1日，邓小平在华盛顿会见基辛格博士。

在这里还要补充一下柴泽民的看法。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过程中，邓小平始终驾驭着局势的发展，他总是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问题。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他能当机立断抓住机会，把中美关系推进一大步，处理问题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当谈判到了关键的时刻，需要做出一点妥协的时候，他又能够及时提出这次会谈先避开售台武器问题，留待以后来解决。”

这几位当年的亲身经历者，见证者，无不为邓小平的战略眼光和果断决策而折服。

当年参加中美建交谈判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其子章百家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是中国外交史专家。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他写道：“邓小平曾说过，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国开放，对美国不开放对谁开放都没有用。假如不是毛泽东把中美关系这个扣给解开了，由后来的领导人来解这个扣要困难得多，中国要实行改革开放也就没有那么容易。”

1980年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时指出：“中国方面，从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时候就下决心同美国改善关系，这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而是从战略上考虑的。现在，我们总的对外政策还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制定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618 页）

邓小平在谈判最后关键的15个小时作出的决断，体现了他的战略远见，展现了他既坚持原则立场不动摇，在解决具体问题中又能采取灵活的策略，既坚决维护了国家利益，又有效地推动了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可以说是果断地准确地抓住了战略机遇期。这些，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19年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岐山在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招待会上的致辞，他说：“邓小平同志当年曾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建交对于发展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影响，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富有远见的判断。当前，中美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潜力、最有重要影响的双边关系之一。”

卡特一直为他在担任总统期间完成了与中国建交这件事感到自豪。2009年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与中国建交是我作为美国总统做出的最正确、最英明的决定。”2011年在谈到关于对台军售问题时，他说：“我曾公开说过，也在文章中写过，目前的对台军售与我当初代表美国作出的承诺有所违背。我曾私下与几位总统谈及我的感受。”（见《财经》2011年第29期）2018年最后一天，卡特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纪念美中两国建交40周年。文章写道：“40年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我，协力促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结束了两国持续30年的对立状态。这造就一个时代——以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为其特征。中国经济惊人的增长，叠加了与美国经济的持续交融，使两国成为全球繁荣的引擎。两国科学与文化交流蓬勃发展，美国亦成为中国学者、游客的首选海外目的地。这一关系得以维系40年，足以证明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的国家，有能力为更伟大的价值而携手合作。然而，上述至关重要的关系如今却面临困难。”“在这样的敏感时刻，误解、误判，或者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等地区未能恪守审慎制定的交往规则，都可能令事态升级为军事冲突，从而造成全球性的灾难。”

卡特在这里提到的“误解、误判”，是中国方面一直反复强调要避免的。中国的发展，也是一直在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相信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最终会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不断消除“误解、误判”，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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