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7～019.非攻：非难不义攻伐

——墨子《非攻》简析

《非攻》为上、中、下三篇，共13章；其中《非攻上》2章，《非攻中》5章，《非攻下》6章。墨子“非攻”的“非”不是“是非”的“非”，而是否定的意思，引申为“批评、谴责、指责”之意。墨子认为，战争是天下的“巨害”，无论对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将造成巨大损害，因之既不合于“圣王之道”，也不合于“国家百姓之利”。在《非攻》上、中、下三篇中，墨子对各种为攻战进行辩护的言论作出了批驳，并进一步将大国对小国的“攻”与有道对无道的“诛”区别开来。《非攻》是针对当时诸侯间的兼并战争而提出的反战理论。《非攻》上、中、下三篇的要旨是：

一、《非攻》上、中、下三篇的不同

（一）《非攻上》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战乱频起。墨子认为，这些战争是非正义的。就如同偷窃别人财产的强盗行为一样，应该加以谴责。《非攻上》采取从小到大、层层推论的方法，以民众普遍认同的社会公德为依据，证明掠夺性战争乃大不义，有百重之罪。然而天下君子不以为非，反而誉之，乃不识义与不义之别。

（二）《非攻中》

《非攻中》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是攻战消耗巨大，即使战胜也得不偿失。今大国土地有余人口不足，损民以得地，是弃所不足而重有余。二是驳攻战可以广土众民。历史上因攻战而成大国者不过四五国，而亡于攻战之国不可胜数。三是驳“我能用兵，故战必胜”。以夫差、智伯为例，说明虽兵强而且常胜，好战必亡。

（三）《非攻下》

《非攻下》本文前一部分说明，攻战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中间一部分着重区别攻与诛。“攻”就是以大欺小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诛”则是奉天命讨伐无道之国的正义战争，如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等是。第三部分驳斥攻伐之君谎称以义名立天下而战；主张若大国攻小国则救之，应帮助弱小的被侵者，抵抗强暴的侵略者，提倡备战以反战。

二、《非攻》的要旨

（一）从“义”的角度去分析战争的不正确

墨子从小处的不义行为说起：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攘：rǎng，偷盗、窃取）人犬豕鸡豚，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豕：shǐ，猪）鸡豚（豚：tún，小猪），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扡：同“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非攻上》）

墨子将其推而大之， 认为攻人之国、杀人放火、掠人财物、占人土地等强盗行径，是天下最大的不义：不论其行为大小规模不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亏人”、损人，不利人。此与“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以“兼爱天下”之“义 ”背道而驰，不能因为亏人之大小不同而混淆“义”与“不义”的界限 , 小而为非为“不义”，大而攻国也为“不义”，且为大不“义”。对此不知“义”之所是所非者，墨子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今有人于此，小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辩（辩：同“辨”，分别）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非攻上》）

针对有些人还不理解义和不义、攻伐之是非的善恶之别，墨子以为此为天下之攻伐相战的根源，因为将“不义”视为“义”，将会造成国与国之间攻伐不断，以至大之欺小、强之凌弱被视为正当，若此则无社稷之安危，如果这样“此实天下之巨害也”。所以，墨子以为非攻之义当“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此应该“兼相爱”。

（二）从“利”的视角探讨交战对于国家、百姓的利益得失所产生的影响

从攻伐的结果来看，无义的攻伐有百害而无一利，频繁的攻伐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损耗，并造成大量青壮年劳力的伤亡，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很多人因为战争的缘故而失去家园、流离失所。攻伐之战与人与己不利，其亏人之多，难以胜数，其危害之大，影响甚坏：

“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则不然。将必皆差论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刈：shān yì，割）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堕：通“隳”，huī，毁坏）其城郭，以湮（湮：yān，堵塞）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牲牷：牲口），燔（燔fán，焚烧）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重器：国家的宝器），……夫无兼国覆军，贼虐万民，以乱圣人之绪。意将以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杀天民，剥振神之位，倾覆社稷，攘杀其牺牲，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将以为利鬼乎？夫杀之人，灭鬼神之主，废灭先王，贼虐万民，百姓离散，则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将以为利人乎？夫杀之人为利人也博（博：为“悖”字之误）矣！又计其费此－－为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财用，不可胜数也，则此下不中人之利矣。”（《非攻下》）

墨子以为，无辜之攻伐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之“三不利 ”而为天下之恶行 , 而不利于人者，此为攻伐之不义之最，墨子对此“不义”予以强烈谴责。无义之攻伐既为害他人，又不利于自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无义之攻伐不仅给他国人民带来伤害，对本国的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也极其不利：

“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今尝计军上（上：为“出”字之误）：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拨：同“瞂”，fá，盾牌）劫（劫：同“鉣”，jié，组带铁，一种马具），往而靡弊腑（腑：为“腐”之假借字）冷（冷：当作“泠”）不反（反：通“返”。下同）者，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剑、乘车，其列住（列住：为“往则”之误）碎拆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肌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亦不可胜数。……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非攻中》）

战祸之乱不仅影响百姓生活与春耕秋获，更易导致国家与百姓财物的大量损耗。墨子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与他所说的“兼爱”以利天下的道德之“义 ”相距甚远，以致“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非攻下》）这样就破坏了社会各司其职、各安其分之生产、生活应有的秩序，从而导致战后出现“守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耕柱》）。如此看来不义之攻伐，对所有人皆不利，它给社会生活、国家生活乃至百姓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它不仅是亏人，也是亏己，更是亏天下，在客观上给天下万民带来无尽的灾难。

（三）指出“攻”、“诛”之别

墨子对那些亏人最多、杀人、伤人累以千万的“不义”战争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是不符合“义”的侵略战争，是不“义之攻”，是有违天命的不利行为，是伤天害理的“不义”。所以，对那些喜好攻伐，有循理辩饰其说的国君，要加以“非之”：

“今逮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逮至乎夏王桀，天有（车告）命，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鬼呼国，鹤鸣十夕余。天乃命汤于镳宫……（汤）奉桀众以克有，属诸侯于薄，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则此汤之所以诛桀也。逮至乎商王纣，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时，兼夜中十日，……武王乃攻狂夫，……通维四夷，而天下莫不宾。焉袭汤之绪，此即武王之所以诛纣也。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则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非攻下》）

墨子利用“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的历史事实进行了辩驳，指出这样的战争是出于道义的需要，是为了顺应天理和民意，阻止暴行，讨伐暴君，救民于水火之中。这样的战争属于于民有利、利于民生的“义”的行为，是善而非恶，不能与“不义之攻”相提并论，墨子对此类战争称之为“诛”。“诛”与“攻”二者性质迥然不同，“诛”为善而“攻”为恶，“诛”乃秉承天命而行义，是合乎道义的利天下而为；“攻”则是“差论其爪牙之士……以攻无罪之国”（《非攻下》），是侵略无辜之国、加害无辜之民的不义行为，是有违天理民意的“亏人自利”。因此，“攻”为“无道”，不仅“非”之，还要“诛”之。

墨子对“诛无道”是很有信心，他本人和弟子们均能为“义”而不畏强暴，勇于与不义之攻斗争，行“兼爱”以利天下。墨子强调“诛无道”要有“勇”：

“勇，志之所以敢也。”（《经上》）

“勇”是“义”的表现，是“义”的外在行为，“勇”表现的是一种道德信念和一种义无反顾的精神，所以当墨子听说公输盘造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公输》）劝说楚王不要攻宋 , 其“义”“勇”之气使楚王大受震动。墨子凭借正义的言辞、过人的智慧和非凡的胆识制止了楚国的侵略行为，墨子在与楚王和公输班的对话中，并不是唯唯诺诺地乞求楚王停止战争，而是有礼、有力、有节的用事实和道理说服楚王。听则罢之，不听则先礼后兵，决不屈服于强势之下。这正是墨子的英雄气质！

主要参考文献

［1］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1986.

［2］蒋振远.墨子箴言九十条.滕州.山东滕州市墨子中学校本教材.1995.

［3］蒋振远.墨子寓言故事选.济南.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1998.

［4］蒋振远.墨子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滕州.第四届墨学国际研讨会.1999.

［5］蒋振远.墨子教育思想解读.吉林.《东疆学刊》.2006年第一期.

［7］蒋振远.墨子教育新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9.

［8］蒋振远.蒋振远读墨子.滕州.待出版.2016.

［9］蒋振远.二十一世纪的育人要略.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2.

［10］蒋振远.新课程下适时施教的艺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8.

［11］[美]李绍昆.墨子：伟大的教育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12］任继愈 李广星.墨子大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13］孙中原.《墨子?经上》和《经说上》的逻辑.毕节学院.毕节学院学报（综合版）.2011年第1期.

［14］孙中原.《墨子?经下》和《经说下》的逻辑. 毕节学院. 毕节学院学报（综合版）.2011年第2期.

［15］邵长婕.墨子研究论丛（十）.济南.齐鲁书社.2013.

［16］邵长婕.墨子研究论丛（十一）.济南.齐鲁书社.2016.

［17］孙中原.墨子大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6.

［18］邵长婕.墨子研究论丛（十二）.济南.齐鲁书社.2017.

［19］墨子研究中心编.科圣墨子.济南.齐鲁书社.2017.

●作者简介：蒋振远，中共党员，中学特级教师，“适时施教”理论创立者，新中国课堂教学的开拓者，墨子研究学者。曾任：中国西部教育顾问，中国教育学会“高效阅读”课题组特聘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适时施教”课题组组长（课题批准编号：13010488B ），山东滕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原所长。从教50年，精心致力于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多次承担国家级教育科研课题,有着丰富的理论建树和创新实践经验。主要论著：《适时施教的艺术》、《二十一世纪的育人要略》、《墨子教育思想解读》、《墨子寓言故事选》、《新课程背景下适时施教的艺术》、《适时施教的感悟》、《墨子教育新论》等。第一个提出墨子为世界首倡“义务教育”的观点，编著的《墨子箴言九十条》、《墨子寓言故事选》填补了墨学研究的空白。现任：国家基础教育实验研究中心、中国基础教育学会“十三五”教育科研规划“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研究（适时施教）”（课题编号：中基课2016197）课题组组长，中国墨子学会职业教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枣庄科技职业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适时施教（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理论研究，墨子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