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悲天悯人，做官总是逢凶化吉一路高升，却为何死后不得安宁？

说起李绅，你可能一时想不起来此人是谁，但如果说他是小学课本中《悯农》诗的作者，你一定会有恍然大悟之感：原来是他啊！

因为两首《悯农》诗，李绅被定义成一个悲天悯人、心怀农民悲苦的杰出人物。但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人一旦被贴上标签，尤其是优秀人物的标签，就容易引起其他人的兴趣，然后被人拿着放大镜进行观察。更有人出于个人目地，从一些笔记野史中寻章摘句，附会出部分无凭无据的传说故事，甚至捏造事实，恶语中伤，进而使人物形象彻底反转，人物故事也真假难辨。

李绅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但后世之人捏造故事编排他，现代的键盘侠更是利用这些捏造的故事进行夸张宣传，致使李绅在现代人心中的形象变成了生活豪奢、骄奢淫逸、 滥施淫威、为官酷暴的贪官酷吏。

李绅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吗？

拔开历史的迷雾，探寻文字背后的历史真相，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变得很有必要。

我们先说说正史中的李绅是个什么人？

首先，李绅是个很著名的文人和诗人。

这一点，在《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有提到。

《新唐书》中这样描述道：

能为歌诗，乡试之年，讽诵多在人口。

《新唐书》中是这样说的：

为人短小精悍，于诗最有名，时称”短李“。

引用考证较为严谨的《唐才子传》也认可这种说法。

除了新旧唐书的记载外，同时期的诗人对李绅的诗才也多有文字记载，其中元稹的记叙最为有名。

经过初高中的历史教育，对于唐朝“新乐府运动”的开展，大家都会认为是以白居易为代表。白居易作为新乐府运动的主力是毫无疑问的，他也确实写出了许多诸如《卖炭翁》等脍炙人口的新乐府诗歌，有力地推动的新乐府运动的开展。

但即便如此，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开创者，李绅的功绩也是不能被抹杀的。很早的时候，李绅就发现乐府诗歌的讽喻价值，并积极进行创作实践。他曾连写了二十首新乐府诗与元白唱和，其中元稹和了十二首，白居易和了五十首。所以，新乐府运动真正的开创者应该是李绅，而且他的这些乐府诗质量很高。

元稹在和诗《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的序中说：

“予友李公垂，贶予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

这是对李绅诗歌的充分肯定，虽然这些乐府诗已经失传，但从李绅留下的《追昔游诗》等诗文水平来看，李绅诗歌为当时所称颂，确是实至名归。

其次，李绅是标准的政治家。

如果写诗作文只是爱好的话，那么李绅的真正职业是政治家。

整体来说，李绅的一生官运亨通，虽然也有起起落落，但基本属于向上曲线，直到最后入阁拜相。

通过新旧唐书记载，李绅不知是由于性格原因还是其它什么的，仕途有点“犯小人”，从韦夏卿、李锜、李逢吉、李宗闵等等皆与其过不去。但李绅又非常幸运，总能逢凶化吉，这样人在历史上真不多见。

李绅虽然幼年丧父，由母亲开蒙，但其家境还是相当优渥的，属于士族出身，而且是名符其实的官N代。

李绅也比较争气，27岁就考中进士。唐朝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形容进士科的难考，其难度决不次于现在我们考清华北大。一旦得中进士，基本上就等于有了政府机关编制。

考中进士后，李绅遇到了人生第一个考验，就是李锜叛乱事件。当时李绅正好在其治下，但是李绅立场比较坚定，坚决不和李锜合作。事实证明，他赌对了，李锜叛乱被平定后，他的官职就开始直升中枢。

后面的故事主题就是牛李党争了，持续了几十年的牛李党争给唐朝朝庭带来了很大伤害，作为李党骨干，李绅也不可避免地参于了进去。

实事求是地说，作为一个政治家，李绅从品行还是行为上都还是合格的，其事迹可以参看新旧唐书。。

《新唐书》最后给李绅的评价是这样的：

始，绅以文艺节操见用，而屡为怨仇拫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终。

这个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

既然如此，那关于李绅生活豪奢、骄奢淫逸、 滥施淫威、为官酷暴的传闻是从哪里来的呢？

1、关于生活豪奢

关于李绅生活豪奢，最常引用的便是李绅吃鸡舌的故事。故事说，李绅非常喜欢吃鸡舌，每顿饭要杀活鸡三百只取舌，院后宰杀的鸡堆积如山。

这故事如果你放在慈禧身上，没准就信了。

先不论其是否可能，但你遍查史书，无论正吏或野史或是道听途说，都没有关于李绅吃鸡舌的记载，这实在是冤枉李绅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拿一个没有的事去论证，也实在是滑稽之极了。

但你说李绅的生活好不好，自然是好的，做那么大的官，你非要让他吃糠咽菜，明显是不现实的。不要说古代，就是现代都不可能，但因为生活好就要冠以生活豪奢的帽子，肯定也不合适。

2、关于骄奢淫逸

关于李绅这一点，最常引用的是刘禹锡的一首诗，诗名是《赠李司空妓》，全诗是这样的：

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成语司空见惯这个成语就是从此而来。

我们先看看这首诗的意思，很多人认为这首诗是讽刺李绅生活腐败，骄奢淫逸的，但真是如此吗？

现在网上很多人翻译此诗，尤其是后两句都译为：李司空对这样奢华糜醉的场景自然是见多了，见惯了，也无所谓了。但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苏州刺史，却在为这一场酒宴背后被浪费的民脂民膏痛心不已呢！

这不是瞎扯吗！你见过几个人朋友请吃饭，他却在指桑骂槐损人的；你见过几个人吃饭时和一个社会地位较低的歌妓谈人生理想的（本诗是赠给歌妓的）。

而且诗句很明显是表现对此歌妓的赞赏，说是一见钟情也不是不行，但这毕竟是司空府，司空大人随时可以欣赏，我这个苏州刺史却没这福分，所以柔肠百结。

这怎么就变成了讽刺诗，难道为维护刘禹锡的形象，所以败坏李绅的形象吗?其时也谈不上损坏形象，这在古代本来就是很常见的事啊。

现在再看这个故事的出处，这个故事出自唐朝孟棨《本事诗》：

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司空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鬟髯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

重点看最后一句，“李因妓赠之”，如果你非常说这个故事是真的，那更只能证明这首诗其实真的和李绅骄奢淫逸无关。相反，反而体现了李绅的大度。虽然不可取，但古代赠妾、赠妓之事很正常，苏东坡也曾做过。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观点去看古人。

最后，这个故事是不是发生在刘禹锡和李绅身上还是两可，南宋胡仔编撰的诗话集《苕溪渔隐丛话》中也记载了此事，不过人物换成了韦应物和杜鸿渐，文字稍有不同。

《唐宋遗史》云，韦应物赴大司马杜鸿渐宴，醉宿驿亭。醒见二佳人在侧，惊问之。对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因令二乐妓侍寝。问记得诗否？一妓强记乃诵曰：髙髻云鬟宫様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恼乱苏州刺史肠。观此则应物豪纵不羁之性，暮年犹在也。

所以无论故事的出处还是诗歌的主旨，都无法证明李绅骄奢淫逸。

3、关于滥施淫威、为政酷暴。

这些内容都是出自一本书，这本书也对李绅形象伤害最大，现在几乎所有对李绅形象进行歪曲的记载基本都是引用自这本书。这便是唐代范摅撰写的笔记体小说集《云溪友议》是唐代笔记体小说集。虽然对了解当时风情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此书的真实性实在不比同时代的鬼怪小说高多少。

小说的作者范摅乃江湖散人，常居吴越一带，所记之事多是道听途说，无法采信，而且经常是错漏百出。

比如这一段。

于是邑客黎人，惧罹不测，渡江淮者众矣。主吏启曰：‘户口逃亡不少。’绅曰：‘汝不见掬麦乎？秀者在下，粃粏随流者不必报来’。”

文中说由于李绅治民严酷，导致民众都“惧罹不测”，所以导致“流江淮者众矣”。意思是说李绅治下的百姓，终日惶惶不安，于是纷纷流江而逃。考虑到古代的户籍制度，这显然过于夸张，也太儿戏了。

但是，一个酷吏形象通过这几句话脱然而出。

幸亏这件事在正吏中也有记载，否则李绅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在《新唐书·李绅传》中，是这样描述的：

开成初,郑覃以绅为河南尹。河南多恶少,或危帽散衣,击大球, 尸官道,车马不敢前。绅治刚严,皆望风遁去。

明明是一些欺压民众的恶少，听闻“绅治刚严”，就都逃跑了。

毫无疑问，这是赞扬李绅的，结果同一个故事，再被重述出来就把李绅变成了酷吏。

书中又记载了一件关于李绅平叛的事，是这样的记叙的。

大梁城北门，常扃锁不开，开必有事。公命开之。骡子营骚动军府，乃悉诛之，自此平泰也。

经专家考证，这件事根本是张冠李戴，和李绅全然无关。因为一是骡子营乃是蔡州军事，怎么也扯不到李绅头上。

在《旧唐书·吴元济传》中记载：

申 蔡 之始……地既少马，而广畜骡，乘之教战，谓之骡子军，尤称勇悍。

这本书里还有两个故事也常被人引用来印证的李绅的滥施淫威、忘恩负义。

一则是说由于同科进士的某官吏没有及时看望他，正好这个官吏的仆人与人发生冲突，李绅借机把发生冲突的两人以及这官吏一起重罚了。

另一则是说是说一个叫李元将的人，在李绅发迹前，李绅称其为叔叔，李绅发迹后，想要与李旨平辈论交都不行，非要在李绅面前自称“孙子"才行。

真的想不明白，这种无稽之谈怎么会有人相信，还能堂而皇之地加以引用？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

四、吴湘案的影响

这个案件也许是唯一能把李绅和”酷吏“稍微有些牵扯上的。事实上，从来没有哪个史学家把李绅当做酷吏。也只是因为这个案件，在李绅死后，李党也已失势，对手再提此案，死者也无法再从棺材里坐起来给自己辩白，最后被对手判定为“酷吏”，”销绅三官，子仕不得仕“。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残酷的，但这个结局李绅已经不会知道了。

对于吴湘案，新旧唐书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不过说法稍有不同。

《旧唐书》记载：

扬州江都县尉吴湘坐赃下狱，准法当死，具事上闻。谏官疑其冤，论之，遣御史崔元藻复推，与扬州所奏多同，湘竟伏法。

《新唐书》记载：

部人讼湘受赃狼籍，身娶民颜悦女。绅使观察判官魏铏鞫湘， 罪明白，论报杀之。时，议者谓吴氏世与宰相有嫌，疑绅内顾望，织成其罪。谏官 屡论列，诏遣御史崔元藻覆按，元藻言湘盗用程粮钱有状，娶部人女不实，按悦尝 为青州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应坐。

两者区别是御史崔元澡复查此案后说法，《旧唐书》说”与扬州所奏多同”，是认可扬州的汇报材料的。在《新唐书》中却提出吴湘贪污事件有根据，但强抢民女却查无实据，认为吴湘罪不当死。

但不管如何，无论吴湘的罪是否当死，李绅确实是把吴湘处死了。毫无疑问，吴湘案是和党争紧密相联的，《新唐书》里这点说得很清楚，所以李绅处死吴湘也难说里面没有一点私心，但这已经无法再证实了，这也许是李绅唯一难以解释的“污点”了。

关于吴湘案，除了正吏，野史也有记载，像《北锁梦言》、《册府元龟》等书都有记叙，只是说法各有不同。有人说是李绅喜欢颜氏女，也有人说绅想送颜氏女送给李德裕，被吴湘捷足先登等，窃以为这些不过是小说家言尔。吴湘案只是牛李党争的一个表现罢了。

一年后，李绅便死了，李党老大李德裕也被贬，李党彻底失势。吴湘案便被有心人重新提出，成了继续打击李党的工具。 这也才有了李绅死后”销绅三官，子仕不得仕“的结局。

就李绅整个一生观之，作为李党的得要人物，李绅的官职虽然随着”牛李党争“互有胜负而有所起伏，便整体而言，李绅的政治生命还是比较顺利，也是比较长久的，虽然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太过重大的政治功绩，但也没有什么劣绩。为人较为正直刚强，做事稍显简单粗暴，但其为人为事，在史书中还是受到肯定的。

综上所述，把李绅塑造成一个生活豪奢、骄奢淫逸、 滥施淫威、为官酷暴的形象，实在是有违历史事实，对李绅这个历史人物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附图是《旧唐书》和《新唐书》李绅传的相关撰写，有兴趣的可以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