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叫屋大屠杀(集中营幸存者回忆二战:“一声尖叫都会让我想起大屠杀”)
来源:参考消息网
法国《世界报》网站5月8日刊发题为《以所有家人之名》的文章,作者系纳塔莉·布拉夫曼和伯努瓦·奥普坎,文章编译如下:
93岁的本杰明·奥伦施泰因是他们家唯一的集中营幸存者,也是在二战结束75年之后,能够见证那段历史的最后少数人之一。
他是出生在波兰的犹太人,纳粹暴行让他失去了父亲、母亲、姐姐、三个哥哥、嫂子和只有8个月大的侄女。他经常说:“我太太太幸运了。”
“一条活在辣根菜里的虫子”
奥伦施泰因一家生活在距离卢布林70公里的安诺波尔。他的父亲从农场购买鸡蛋和牛犊,按照犹太教规宰杀后销往罗兹和华沙。他的母亲一边给父亲帮忙,一边照顾着五个孩子。本杰明是家中老小。
孩童时期,本杰明始终生活在反犹主义中。老师、教士、警察都在助长这种仇恨。对于当时还是小男孩的本杰明来说,甚至不觉得这种氛围不正常。“我以为到处都是这样,我们生来就该如此。对于一条活在辣根菜里的虫子来说,世界就是辣根菜。”
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他们先是以侮辱犹太人取乐(例如在大街上剪掉他们视为神圣的胡子)、随意打人、一时兴起杀人,很快演变成了真正的镇压政策。
与大城市一样,这里也设立了一个犹太人区,“围绕市集广场划出了一个周长一公里的区域,犹太人如果胆敢出去,就会被处决”。他们还得佩戴印有蓝色或者黑色六芒星的白臂章,否则就会被处死。本杰明头发是浅栗色,会被认为是波兰人。“我不戴臂章离开犹太人区。我会被处以两项死罪,但我还是赢了:他们只能杀死我一次。”
“整个村庄犹太人完全消失”
14岁半时,本杰明第一次进入集中营:伊埃尼舒夫集中营。那里的劳力被迫修建维斯瓦河上的一座大坝。“劳动非常艰苦,卫生条件极为糟糕。我们快被跳蚤吃了。”看守是波兰的一般囚犯,他们冷酷无情,用鞭子抽打犹太囚犯。“人们像苍蝇一样倒下。”
本杰明当时不知道,1942年1月的万湖会议刚刚通过了“最终解决”方案。“你知道会议开了多长时间吗?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就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死刑!”之后的几个月里,屠杀频频发生。车队将数百人运往未知的目的地。“邻近村庄的犹太人完全消失,就好像被大地吞噬。”
1942年10月13日,安诺波尔16岁至60岁的犹太男子被召集到广场上。本杰明和他的三个哥哥只有10分钟时间收拾东西,然后被带到了拉胡夫的一个劳动集中营。
第二天,妇女、儿童和老人被带着步行前往火车站。队伍从拉胡夫的木棚前经过。本杰明的父母、姐姐、大嫂以及小侄女都在队伍里。“哥哥们托起我,让我能看到他们。我父亲对他们说‘照顾好弟弟’。我感觉那会是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不幸的是,的确如此。”直到战争结束后,他才确定了这一切:他的父母与姐姐都死于贝乌热茨集中营,那个集中营在1942年3月中旬成为第一个配备毒气室的集中营。
“一升煤油与犹太人的价值”
1943年5月,兄弟四人分开。本杰明和二哥被带到了位于布津的一个集中营。
一天晚上点名结束后,却没有下达解散命令。这就意味着要处决某人。一名浑身赤裸的男人走出来,脖子上戴着一条铁链连在生殖器上,他只能弓着腰。“他看起来完全没有人样了。”他的罪名是把钱藏到了饭盒的夹层。2700名犯人被要求依次上前打他,乌克兰看守在旁监视无人作弊。“还没轮到我,那人就死了。”
本杰明的二哥很快被送回了拉胡夫,本杰明独自一人留在布津。暴虐无休止,新的刑罚不断发明出来。看守将10名囚犯埋进土里,只留下脑袋露在外面,然后朝着这些活靶子开枪取乐。
逃跑的人很少,注定失败。波兰人把逃跑者送回来,无论生死,可以领到奖赏:一升煤油,一公斤糖,半瓶伏特加。“如今这些东西在商店里能卖22欧元。当时就是一名犹太人的价值。”
“你们在这儿连狗屎都不如”
1944年8月3日,本杰明和其他囚犯被赶上火车,运往奥斯威辛-比克瑙。他与其他被选中的幸存者被安置在之前吉普赛人(他们刚被毒气杀害)居住的木板屋里。一个“长得像哈巴狗”的舍监制定了规矩:“你们在这儿连狗屎都不如。”在比克瑙,本杰明迎来了18岁。
一周后,一些德国平民挑中他,把他带到奥斯威辛附属的菲斯滕煤矿干活。
1945年1月13日,将近凌晨1点,菲斯滕煤矿接到疏散命令,因为苏联人渡过了维斯瓦河,向柏林挺进。囚犯们开始了艰苦的死亡行军,零下25摄氏度的天气里,他们穿着单薄的条纹囚服,只在肩上搭着一床被子。“我们走了四天三夜。”队伍艰难地前进,不断停下来给撤退的德军让路。掉队的人被打死。“道路两边都是尸体。”在如今的格利维采火车站,他们登上一列火车,比肩接踵地站在露天车板上。
几天里,这列火车四处寻找可以接纳这些囚犯的集中营,最终到了多拉。由于没有空闲的木棚,幸存者被关进了一个正在建设的剧院。
很快,本杰明腿疼得厉害,伤口转变成了蜂窝织炎,他被送到检疫站,其实就是一个等死的地方。一个塞尔维亚舍监负责送垂危者上路。
“不能再沉默了,去战斗吧”
不过,本杰明活了下来,一个德国护士可怜他,照顾他。伤口做了手术,没有麻醉药,他就在嘴里咬块破布。为什么他得到治疗、没有被处理掉?为什么要让他这个不值一提的犹太小子活命?这些问题没有答案……
美国人来了。1945年4月6日,党卫军决定疏散多拉集中营。本杰明当时还无法行走,和其他伤残者一道被留在了那里。撤离的大约两万人被扔在路上,大部分死于这最后的苦难。
终于解放了!本杰明发起了高烧,一个沦为囚犯的德国护士照顾他直到他能站起来。
红十字国际的人来了,组织他们回国。本杰明去了瑞士,在那里恢复了健康。20世纪50年代初,本杰明发现他的一个堂兄弟还活着,生活在法国里昂。1951年,他前去拜访,决定留下来。他在那里学习法语、娶妻生子。
“我沉默了48年。讲述有什么用?谁会信我?”他秉持这种固执的沉默,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
“里昂曾是抵抗之都,后来却变成了否定主义者(指否定纳粹毒气室存在之人)的乐园。我不能再沉默了……他们说,没有毒气室,也没有种族大屠杀,那么,我的家人们都在哪里?”
“我妻子对我说:‘去战斗吧。’于是,我开始作证。”他给小学生们讲述,接受记者采访,也讲给那些对他的故事感兴趣的人听。
“我的生活与大屠杀息息相关。一个声音、一首歌、一声尖叫都会让我想起一些事情。最大的伤痛是恐惧,它永远留下了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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