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段祺瑞护卫舰撞沉江宽轮，700余人溺毙，最终为何不了了之|将官|清朝|军衔|段启瑞|孙中山|军事制度_

1918年4月25日晚8点30分左右，距离汉口十余里的湛家矶附近航道笼罩在漫天雨雾之中。突然江中爆出巨大炸裂之声，刹那间江面上漂浮着无数落水者，呼救声、哭喊声在风雨中飘荡。落水者奋力游向近旁的一艘兵舰，可舰上的卫队居然丧心病狂地向落水者开了枪。

这就是史上鲜有记载的江宽轮惨案，此案因涉及当时北洋军阀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引发争议，两年后竟不了了之。

1916年，袁世凯去世。北洋军阀没有了精神领袖开始走向四分五裂，尤其是段祺瑞通过府院之争逼黎元洪退位后，段祺瑞的皖系与冯国璋的直系皆想主政中原，遂借北洋政权更迭之际又开始一场终极龙虎斗。

北洋军阀热衷内讧，却未料孙中山在广州已重组政府与之抗衡。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南北，而冯国璋偏偏反段而行主张政治协商和平解决南北问题，由此段、冯引发第二次府院之争，两人双双辞职。

1918年3月，段祺瑞在皖系军阀拥戴下再次东山再起，第三次组阁担任总理。但段祺瑞仍旧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并炮制了安福国会。孙中山就此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宣布恢复临时约法。

南北军在湘北、鄂南一带鏖战，南军渐露颓势被迫撤离湖南境内。段祺瑞就想调和各系之间矛盾，以便合力乘胜平南，武力统一南北。

由此段祺瑞带领亲信及护卫队南下武汉，并于4月25日在汉口召开了两湖将领参加的群英会，当天下午又欲乘“楚泰”号军舰南下赴南京与李秀山督军会晤，途中“楚材”与“楚谦”两艘护卫舰左右护卫。

当天夜里风雨大作，江面上混沌一片，能见度很低。4月21日，由上海来往武汉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客轮“江宽”号，也正在附近行驶。

“江宽”轮是清光绪初年建造的大型客轮，装载量为2500吨，常年跑上海、武汉一线。“江宽”轮在上海出发时，因其他航运公司跑这条航线的客轮休息，遂满载由上海前往武汉携带行李的乘客。

又由于各地轮船检票制度不完善，还有许多未购票或是上船补票的乘客上船，可以说“江宽”轮满负荷运载，共载乘客1600余人，货物1500余吨。

“江宽”轮原计划4月25日下午6点到达汉口码头，却因那天清晨雨雾太大，在武穴停泊延误了2个小时，所以到达汉口时已近晚上9点钟。

当时“楚材”号正从刘家庙转舵向东行驶，而“江宽”轮正从青山湾上行由东转舵沿西边南行。“江宽”轮发现“楚材”号后向其鸣笛示警，可“楚材”号并未回应。

随即“江宽”号又鸣笛两声予以提醒，并开始改变航路欲借外道傍岸行驶。但“楚材”号也向江岸而行逐渐逼近“江宽”号，“江宽”号再次鸣笛3声示警，可为时已晚，“楚材”号船头直向“江宽”号左弦腹部撞去，其势甚猛，只听轰然一声，“江宽”号船体已经破裂。

”江宽”号被撞后，又顺江漂流四五百米后，在距江岸200余米处全船沉没。“楚材”号眼见肇事立即后退不仅未放下救生艇援落水者，反而对落水者射击简直毫无人性。而段祺瑞等人乘坐的“楚泰”号当时距离“楚材”号只有500米，发生撞船事件后并未停船，径直向下游驶离。

“江宽”轮被撞太过突然，当时夜泊江岸的船只听到巨响，纷纷冒着风雨搜救落水者。这些救援船只多为私人渔船或小划船，也有一些沿岸工厂的运输拖船，以及外国人的私人摩托艇，其中美孚火油公司的“美明”号与“美江”号，冒着“楚材”号的弹雨往返多次抢救落水者。

总之救援“江宽”轮的多为私人性质，而当时官方救援队伍只有湖北水警厅厅长何锡藩指挥的“鄂巡”号小火轮，救援“江宽”轮一直持续到早晨。

由于“江宽”轮被撞时正值夜间，又兼风雨交加大雾弥漫能见度低，而且出事地点距离江岸较远，遂酿成长江商船航行史上最大惨剧。

事后经招商局调查统计，“江宽”轮到汉口时，船上还有乘客800余人，只打捞出325具尸体，死于水中者应有500余人。

可是民间对“江宽”轮死难者数字还有另一种说法，就是认为招商局统计的数字未包括那些逃票或是想补票还未买的乘客，那么“江宽”轮到汉口时应实载千余人，实际溺毙的乘客应有700人之多，经济损失已达200万元。无论怎样“江宽”轮伤亡之惨重可见一斑。

事后据“江宽”轮茶房水手回忆：“当楚材号撞入时，若停轮施救，则人客完全救至兵轮上，不意该兵轮忽即调转，江宽遂致脱离沉没。还有出事后搭客争上兵轮逃命，乃兵轮上忽开枪，乱击毙数人，余遂不敢向上云云。”

由此“楚材号”肇事后不施救反而逃离之行，引爆社会舆论遭致强烈谴责。尤其汉口一带商民对段祺瑞近在咫尺却漠视乘客落水殒命而恨之入骨。

惨案发生后，汉口慈善会、汉口红十字会等公共团体，纷纷参与到后续善后工作中。首先他们要做的就是打捞认领尸体以及行李物件等事宜。

湖北水警厅的水警在“江宽”号尾部捞起十五六人，其中一位少妇紧紧抱着怀中的孩子，怎么也掰不开那双抱着孩子的手。还有一位老者在尸堆中看到子妇孙曹被江水浸泡的惨状，竟纵身跃入江中。

可就在世人积极协助打捞尸体与行李时，却也有一些宵小之徒趁机偷窃获利。曾有媒体记载“江宽”轮断为两截顺水漂流时，一些沿途小船就如吸血蚂蝗或偷轮船材料或盗船上财物，更有甚者将死尸衣服首饰剥尽再推入水中，即便是怀抱小儿的少妇尸体都未能幸免于难。惨案现场之乱象不再一一赘述。

其次就是安抚救济罹难者家属与生还者。汉口慈善会为安抚遇难者家属，采取了每领一口棺材就发放100银元的措施，还有一些社会公益组织沿江施粥施药，还有与“江宽”轮号同属上海招商局的“江新”、“江华”等客轮都每船捐出100银元抚恤伤者。

总之上海招商局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皆尽己所能缓解家属之伤痛，可在赔偿问题上却遭受到巨大阻力。

由于“江宽”轮主要运行航线就是上海到汉口，船上乘客多为湖北与上海人，所以湖北旅沪同乡会就多次致电上海招商局催促处理“江宽”轮赔偿事宜。于是招商局就派出施子英、傅筱庵为代表先赴武汉了解“江宽”轮失事情形以及实际遇难人数，然后再赴北京谒见段祺瑞要求经济赔偿抚恤。

其实事故发生后，段祺瑞就匆匆返回北京商讨应对措施。毕竟段祺瑞牵涉“江宽”轮案中，其为防止事态扩大化，首先向上海招商局致歉，并表示北洋政府愿意承担责任，给予招商局和遇难者家属一定赔偿。可当傅筱庵等人到达北京时，段祺瑞却避而不见，也未明确提及赔偿的具体数字。

一直持续关注“江宽”惨案处理进程的《晨钟报》、《申报》以及《大公报》等媒体，对北洋政府敷衍态度皆进行了客观公正的后续报道。

北洋政府不作为顿时惹众怒，于是北洋政府为平息民愤，又授意官方掌控的媒体歪曲事实推卸责任。这些媒体认为“楚材”号的红绿灯已开，“江宽”号应按例从红灯方向开行，却误走绿灯方面，以致“楚材”号避让不及，所以事故责任应是“江宽”轮违反夜间航行规则导致转向不灵。

还有一些媒体居然将此案与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认为“江宽”轮上有间谍，所以段祺瑞有意命令“楚材”号撞击“江宽”号，而“楚材”号射击求救人员就是为防止奸细登船的无奈之举。

对于这些媒体偏颇报道，上海《申报》又连续多日客观还原事件真相，更何况遇难者中有外籍乘客，英文版《楚报》、《字林西报》也对此案进行公开报道，更激起民众追索惨案真相的强烈诉求，以及对北洋政府不作为的愤慨。

而美孚油火公司也开始揭露营救难民真相，并以营救过程中遭到“楚材”号射击为由，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交涉，要求予以赔偿，以致北洋政府在舆论与外交方面都陷入被动尴尬境地。

“江宽”轮案因时任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置身事中，再有外籍遇难者赔偿涉及外交问题，遂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件。上海招商局因肇事方“楚材”是湖北官轮，又牵涉到段祺瑞，遂想绕过正当法律程序请求北洋政府交通部提前赔付，以便通过私了尽快息事宁人以摆脱此政治漩涡。

可由于“江宽”轮惨案是军舰撞击商船造成，不同于普通航行事故，又兼中国近代航律缺失，北洋政府交通部遂以“普通两船相撞，赔偿事务必须责任明确后方可议，现在案件尚未审理而先行赔付船本，于法不合。”

随后上海招商局又多次致电北洋政府交通部，但交通部依旧坚持原意。可见“江宽”轮事件刚一开始善后就表现出复杂性和困难度。

就此上海招商局又先后五次召开董事会，并致电要求北洋政府对“楚材”号肇事船长等人进行审讯，对招商局以及遇难者作出相应赔偿。可北洋政府对招商局的正当要求一直采取拖延战术未给予明确回复。上海招商局董事长杨杏城一气之下亲赴北京找北洋政府各部门交涉。

北洋政府迫于舆论压力，直到1918年5月16日才宣布由海军部审理此案。谁料海军部竟于5月21日只宣布将肇事的“楚材”号舰长等人撤职，而对遇难者以及招商局的赔偿只字未提。中外社会舆论为之哗然，纷纷指责北洋政府敷衍之行。

北洋政府无奈特派海军军法司司长郑祖彝赴上海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但负责组织特别法庭的海军部，又以《海军审判条例》无陪审制度为由，严词拒绝了招商局提出由理船厅洋员和上海商会总理陪审的请求。

总之北洋政府对此案依旧采取拖延战术，并在庭审过程中明目张胆偏袒“楚材”号，以致上海招商局经过4次庭审后，拒绝再次出庭，并通电国会要求重组法庭，重选法官。

可法庭却公开诘问招商局所言法官偏袒有何证据？自此有关“江宽”惨案的庭审过程横生各种枝节，经历30余次庭审，耗时近2年才做出最终判决。

1919年8月22日，特别法庭宣判上海招商局“江宽”轮航行错误，“楚材”号航行并无违章不合之处，言下之意就是“江宽”轮要对此事件负全部责任。

由此“楚材”号因撞船导致的损失以及湖北代表到案的费用全部由招商局承担。而肇事方“楚材”舰舰长无罪释放，仅因未对“江宽”轮遇难者实施救援而被其直管上司进行处罚。

上海招商局当庭表示不服要求重组法庭重审，但海军部以判决书已由大总统令核准执行，不能重审为由拒绝。

社会各界对此结果甚为不满，纷纷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重审此案。还因罹难者中有3个英国人，于是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得知审判结果后，亦向北洋政府表示抗议，只得由前外交总长孙宝琦出面调停。

直到1920年冬天，北洋政府才同意赔偿100万元，但是全部赔偿皆用公债券支付，按实际市场价值只有20万元而已，仅够补偿“江宽”轮全部经济损失的十分之一，那些葬身长江的冤魂只落得枉送性命白白冤死。招商局虽多次提出交涉，北洋政府一概置之不理，最终不了了之。

纵观“江宽”轮惨案始末，就是一个因恶劣天气导致的普通撞船案，当然“江宽”轮自身超载也应负有一定责任，但主要责任还应由肇事军舰“楚材”号承担，却因“楚材”号涉及段祺瑞而使整个事件复杂化。

“江宽”轮案审理长达2年时间，不仅暴露了中国近代航律缺失，以致审理案件是无法可依的窘况，还暴露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争权夺势的纷繁乱象。

1916～1920年，段祺瑞是北洋政府实际掌门人，可其内有直系、奉系军阀虎视眈眈，外有南北法理之争。可想而知各方争斗正酣，段祺瑞焦头烂额之际，面对“江宽”轮事件，其所思所想多是如何降低此案影响力，以免被政敌利用造势，而那些遇难平民从未在其考量范围之内。

由此“江宽”轮惨案即便有《申报》等众多有影响力的媒体仗义执言，可终在北洋政府故意拖延不作为下，将世人关注度消耗殆尽而逐渐不了了之，时至今日已鲜有人知“江宽”轮事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