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大星(心大星四十三王朝)

大道同行 肝胆相照

作者：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常荣军

1949年7月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在中南海合影。

在天安门广场上，矗立着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建立的、通高37.94米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的正面，镌刻着毛泽东同志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金箔大字，背面是由毛泽东同志起草、周恩来同志书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篇只有114个字的碑文，既非常简明，又非常厚重，浓缩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奋斗史、革命史，折射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和人民军队流血牺牲拼来的，是用热血铸就的。“三年以来”“三十年以来”的“人民英雄”，以共产党人为主体，当然也包括为民族独立、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广大中华儿女。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是统一战线的胜利。在建立、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的过程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中的志士仁人，与共产党人鲜血流淌在一起，力量凝聚在一起。

鲜血流淌在一起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上海各界人士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当晚，请愿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后，遭到大批国民党特务围攻殴打，时间长达5个小时。代表团成员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多人被打伤住院。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当天深夜，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同志对受重伤的雷洁琼先生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邓颖超同志将自己的外套脱下，为雷洁琼先生换下血衣。马叙伦先生握着周恩来同志的手说：“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过去，我劝你们少要些兵，少要些枪。现在我说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不能少一粒。”

1946年6月底，民盟和各界人士在昆明发起万人签名运动，反对国民党内战，要求和平。南京国民政府密令昆明警备司令部、宪兵十三团等：“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宜处置。”7月11日晚，李公朴和夫人于外出归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暗杀。7月15日下午，闻一多在主持李公朴追悼会和记者招待会后也遭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惨案发生后，毛泽东、朱德同志分别给李、闻家属发了唁电、表示哀悼，称赞他们“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歌可佩”。

1947年11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部分人士转移到香港，民盟负责人张澜先生不为强暴所屈，在被迫解散的次日发表声明，严正表示：“本人对于中国和平、统一、民主前途之信念，本人为此目标之努力，并未稍更。本人诚恳希望盟友在爱国公民之立场上，在法律之限度内，继续为我国之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

1947年3月20日，国民党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民盟中央常委杜斌丞等人逮捕。杜斌丞在狱中受尽各种折磨，视死如归。他在遗书中说：“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10月7日，杜斌丞被枪杀于西安玉祥门外。毛泽东同志为其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国民党的倒行逆施，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脚步。“下关惨案”“李闻惨案”以及之前的“校场口惨案”等一系列惨案，使越来越多的民主党派人士坚定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决心。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同志还致电李济深、沈钧儒先生，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间、地点、参会党派等进行协商，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五一口号”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有关人民团体的热烈响应。1948年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12位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全国同胞，表示：“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之后，聚集香港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和组织下，多次召开座谈会，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大量文章，围绕新政协的性质、影响、任务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新政协运动。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于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充分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地、自愿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

从1948年8月起，在中共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和运筹、部署下，在香港和国统区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为筹备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纷纷北上哈尔滨、河北平山县。从1948年9月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5人乘苏联货轮从朝鲜罗津港登陆，再辗转抵达哈尔滨开始，到1949年5月14日，包括李达、王亚南、姜椿芳等100多位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乘坐货轮抵达天津塘沽，中共香港分局先后分20余批次，成规模秘密护送民主人士及家眷1000多人北上解放区，其中350余人为民主人士。

1949年元旦这天，李济深先生在船上眺望茫茫大海，应茅盾先生所请，即兴作诗抒怀：“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还有人则赋诗抒怀。叶圣陶先生吟出：“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柳亚子先生合道：“万夫联臂成新国，光明在望我奚求”。陈叔通先生接续：“纵横扫荡妖氛靖，黾勉艰难国是求”。彭泽民先生重返久别20余年的故土和解放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赋诗写道：“廿年空有还乡梦，今日公车入国门，几经羁縻终解脱，布衣今日也称尊。”朱蕴山先生在途中也吟诗多首，有“一页展开新历史，天旋地转望延安”“解放声中到大连，自由乐土话翩翩”“神州解放从今始，风雨难忘共一舟”等佳句。“诗言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表达当时激动和喜悦心情的诗句，生动诠释了什么叫“人心所向”“大道之行”。

在奔赴筹备新政协的征途中，冯玉祥先生在黑海因轮船失火遇难。民革重要领导人杨杰先生北上前，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新疆的阿合买提江等人，因飞机失事而牺牲在曙光升起的时节。黄炎培先生之子、民建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黄竟武因参与和领导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争取工商界人士工作，于1949年5月被捕，几日后同其他12位志士被活埋于国民党的监狱内。在重庆解放前夕，关押在白公馆的民革川康组织负责人周从化，与关押在渣滓洞的江竹筠等英勇就义。据统计，有30多位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牺牲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狱中。迎着新中国的曙光，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血液流淌在一起。这些民主党派英烈，用生命筑起了风雨同舟的历史丰碑。

力量汇聚在一起

在筹备新政协的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特别重视邀请宋庆龄先生参加。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同志亲笔致函宋庆龄先生，信中说：“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并让邓颖超同志带着信函专程前往上海，面呈宋庆龄。周恩来同志也给宋庆龄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庆龄先生：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这两封信，表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宋庆龄先生的深深敬意和诚意。因孙中山先生是在北平逝世的，北平是宋庆龄的伤心之地，她本来不愿再往，但看到两封信之后，宋庆龄先生非常感动，欣然北上。8月28日，当宋庆龄先生抵达北平时，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和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提前近一个小时到车站迎接。

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许多重要意见建议被采纳。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修改和定稿，是集体智慧的伟大杰作，是统一战线付诸实践和发挥重要作用的具体体现。当中共提出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后，在周恩来同志主持和指导下，共同纲领起草小组、新政协筹备会和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又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九三学社代表许德珩先生说：共同纲领草案“是经过了筹备会多次的周详讨论的，在大会开幕以前来到北平的六百多位代表也曾经分组多次的研讨，六百多位同仁之中，可以说是很少很少没有发言的，也很少有发言不被重视的；凡是在目前紧要的，能够办得到的建议，都是被采纳的。这种民主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民主建国会代表章乃器先生说，在讨论共同纲领的过程中，“保证了大家都有充分的发言权，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到了反复讨论，不厌求详；做到了多数起了决定作用，少数心悦诚服。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当共同纲领在政协全体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时，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潮水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因为这份共同纲领凝聚着全体代表的智慧和心血，反映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全国人民建设祖国的共同意志。

在确定新中国的国号时，许多人主张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有些民主人士认为，“民主”与“共和”意义相同，是重复了，念起来也有点拗口，建议去掉“民主”两个字，意见被采纳。在讨论国旗方案时，相当一部分代表倾向于旗左上方有一颗大星、下方一条代表黄河的横杠。张治中不赞成这一方案，但他的意见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贯敢于直言的他，直接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看法。他说：“红色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中间这一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变成分裂国家、分裂革命了吗？同时，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孙猴子的金箍棒。”毛泽东赞同张治中的意见，后来，又经过反复协商讨论，最后确定国旗为五星红旗。在讨论国歌时，马叙伦先生等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而且认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这样的歌词也不用改，此意见被采纳。此外，马叙伦先生还建议，将每年的10月1日定为国庆日，这个建议也得到采纳。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的总体构想和四周浮雕造型的主要设计者，则是民盟中央的两位常委——雕塑大师刘开渠先生和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

1949年9月21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在会议上，黄炎培先生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说：新中国是一所大厦。“这一所大厦，是钢骨水泥的许多柱子撑起来的。这些柱子是什么？第一是中国共产党，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这些单位就是一根一根柱子。这钢骨水泥是什么，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大厦的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厦顶上旗帜就是“新民主主义”。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有两个大字，就是“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这所大厦的主人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黄炎培形象地说明了新中国的政权基础、领导力量、指导思想和奋斗目的。

第一届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非常注重发挥民主党派人士的作用。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他还强调，要使党外人士“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要“用大位置好好安置”“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6位副主席中，非中共人士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3位；4位副总理中，非中共人士有郭沫若、黄炎培2位；15位政务委员中，非中共人士有9位；政务院（即今国务院）所属34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非中共人士多达14位，占41%。黄炎培先生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领袖对民主党派的态度是：以诚相待、思想见面；患难与共、真诚合作。”老一辈革命家与党外人士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结下了“肝胆相照、患难与共”“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缓急可共、死生可托”“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深厚情谊。曾任民建中央主席的胡厥文先生为表达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决心，曾赋诗一首，诗曰：“党派今何似？长松附茑萝。百年生死共，痛痒共搔摩。”马叙伦先在临终前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

在组成政务院时，傅作义先生说：“周恩来先生提议由我来当水利部长，主席团竟一致通过，这是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旧中国，我拎上整箱的黄金美钞，想打通关节买个部长当当而不可得呀！”他泪流满面地说：“如今共产党毛泽东要我这个起义将军当部长，这是毛泽东的英明，共产党的伟大，共产党不得天下则天理难容矣！”傅作义先生从出任第一任水利部长，到后来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前后工作23年。他深入调查研究，踏遍全国的山山水水，为新中国水利电力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增进共识在一起

1950年10月24日，全国政协一届十八次常委会议协商讨论抗美援朝问题，决定起草一份《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以表明立场，号召各方。大家公推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外交组组长罗隆基执笔起草。1950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联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同发表了《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宣言》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在出兵的名义上，毛泽东同志与周恩来同志研究，拟用“支援军”的名义。黄炎培先生得知后登门造访，对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说：“有个问题要考虑呀，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支援军，那是派遣出去的。谁派出去支援？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黄炎培建议用“志愿军”的名义，表明这是中国人民志愿组成的军队。毛泽东听后说，“哦，很有道理！”遂从笔筒里拿起一支铅笔，将“支援”两字划去，改成“志愿”两个字。接着说道：“黄老先生指教的好啊，就叫‘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嘛。这是民间的事儿，人民志愿去朝鲜帮助朝鲜人民，而不是国与国的对立。”黄炎培先生的意见被采纳，赴朝部队的名称被确定下来，名震世界军事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这样诞生了。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开始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拨乱反正，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开始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和调整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政协委员中的许多人及亲属，既是被落实政策、被平反冤假错案的对象，又积极呼吁和协助党和政府，推动各项政策的落实。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全国政协在召开五届五次会议前，召开了24次座谈会，邀请2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广泛听取和反映意见建议，并组成调查组，赴上海、浙江、江苏、山东作了一个半月的调查，特别是对中年知识分子入党难、安排使用、工资待遇、夫妻两地分居、住房困难、子女入学和就业等，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为年龄五十岁左右、工资五十多块钱、住房五十来平方米的“三五牌”中年知识分子面临的教学科研任务重、基层党政工作任务重、经济负担重，工资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的“三重两低”的问题，奔走呼吁。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作为牵涉国脉国运的“国之重器”的三峡工程，于1994年启动建设，2012年全部机组投产发电。三峡工程的建设，凝聚着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的心血。1993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考察团一行100余人赴重庆、四川、湖北考察三峡工程。100余人中，有6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有30余位担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正、副部级干部，还有几位学部委员和高级专家学者等等。组团的规模之大，层次之高，前所未有。考察的内容，有移民区、淹没区、三峡工程框纽模型、升船机模型、泥沙实体模型、三峡工程坝址、中华鲟研究所等。结束考察前，一位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在讲话时说：“我们的考察活动就要结束了。但我们对三峡工程的关心还不能画句号，只能是逗号。等三峡大坝截流时，我们还要来，等三峡工程全部完工时，我们还要来。那时，我们中有的同志已经百岁了，百岁也要来。只有到了那时，我们对三峡工程的关心，对三峡工程所做的一切努力，才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段讲话，充分体现了民主党派成员对现代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和真切关心。据统计，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开始，先后有34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了有关三峡工程的提案达600余件。在项目论证阶段，有50多位委员参加，有20多位委员担任专家组成员。前后有多位政协副主席率团赴实地考察调研。政协委员围绕建还是不建、早建还是晚建、建高坝还是建低坝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虽然有的意见不一致，但正如一位领导同志所言：“正是不同意见才促进了三峡工程论证的深入。提不同意见的同志都是积极的、认真的，出于爱国热情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政协参与推动了包括南水北调工程、青藏铁路建设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工程的建设，促进了一系列问题的解决。从加快天津滨海、海峡西岸、北部湾等沿海经济区建设，到构建西部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军民融合发展等一系列重大战略的部署和实施，都凝聚着政协委员的智慧和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96年1月，全国政协以“全委（1996）1号”文件的方式，向中共中央报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建议》。《建议》中提出了“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更为广大而深刻的问题，如何在新的发展形势下解决好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是摆在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大问题。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明确表示，政协委员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建议，对决议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政协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凝聚共识、汇集力量、建言献策，作出了新的积极贡献。

十二届全国政协关于“实施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的监督性调研，先后压茬开展两轮，104名委员组成15个调研组43个调研小组，分别赴15个省（区、市）75个县（区）实地调研，取得重要履职成果。十三届全国政协围绕“创新驱动发展”召开的专题协商会，近百名全国政协委员中的两院院士应邀参会，与有关部委负责同志面对面协商，彰显了科学家在专门协商机构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在科教兴国中的影响力。2019年6月14日，全国政协围绕“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的养老服务体系”召开第24次双周协商座谈会，这是十二届全国政协以来召开的第100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十二届共召开76次）。双周协商座谈会是委员与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座谈交流的协商平台，是委员建言献策、增进共识的履职途径，经过100次的实践，已经成为政协协商民主的经常性平台和重要品牌。

回顾创建新中国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三点认识和体会：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肝胆相照的亲密友党关系，是在争取自由、民主，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巩固和发展的。

二是，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亲密友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征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是，人民政协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于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实践，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力量。

（本文是作者随全国政协委员宣讲团在地方政协宣讲稿件的一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